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现实困境、影响因素与路径构建

国家认同具有多维内涵,其中政治认同是构建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多元文化语境下港澳青年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本土意识的异化与极端、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西式民主认同的挑战等四方面的现实困境。对国家的政治信任、社会支撑系统、政治合法性、内地青年对港澳青年的态度是影响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因素。从政治制度建设、组织工作、教育培养、文化价值重塑等四个层面可有效提升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港澳公民教育课程改革的比较分析——庆香港回归25周年

港澳两地的公民教育事关“一国两制”战略方针,对增强学生的国家观念与归属感有关键作用。分别将港澳地区的公民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划分为5个阶段,并从政策背景、主体、愿景、内容与实施效果几个层面进行探讨。对比分析港澳公民教育课程改革,发现回归前两地均实行非政治公民教育;回归前后两地均开展公民政治教育;2002年后香港公民教育名实相悖,而澳门地区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最后,发掘港澳公民教育存异的原因与课程领导权、学校落实、教师及教材相关。     

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语言认同指农民工共同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的言语行为及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农民工语言认同包括语言期望认同、语言情感认同、语言行为认同及语言文化价值认同等;农民工语言认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交际价值的促动和语言文化价值的实现。     

港澳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视角

推进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进行建构。目前,香港、澳门在国家认同方面主要存在“香港人、澳门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对立、政治法律认同水平较低和地方意识过强等问题。对此,应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在香港、澳门地区加强国民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端正、提升港澳居民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让港澳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澳两地的语言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文字,是传意———沟通和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几百年的中西文化交融中,港澳两地的语言使用与内地各省区不同。与港澳两地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交流与合作,应对港澳两地的语言使用特点和发展趋势有个认识和了解。　　一、近代港澳两地的语言演变过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方言的国家。就民族来说,有五十六个;就语种来说,汉、蒙、回、满、藏、维、哈等五十六个民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就汉语的方言来说,又大致分为北方话、吴语、闽南话、粤语等八大方言。但是,各…     

语言态度与方言变异——溧水县城居民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情况的简要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1)"街上话"与"乡下话"构成城镇方言与乡村方言的二元对立;(2)溧水县城居民对在城话正在发生变化有着普遍的认同,说明在城话正处于一个不断向普通话靠拢的发展变化过程中;(3)在城话与普通话的同时使用与双项认同说明县城居民的语言生活是一种在城话与普通话并存共用、以在城话为主导的双语制,这使得在城话与普通话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再加上居民对普通话的权威地位有着极高的认同度,自然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所说的在城话向普通话靠拢,可见在城话与普通话并存共用的双语制决定了在城话向普通话靠拢的演变方向.     

“普通”的微言大义——“文化革命”视域下的瞿秋白“普通话”思想

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是其"文字革命"思想的核心和目标,浸透着"文化革命"的逻辑。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建构了追求绝对语言平等权利的语言乌托邦,并把革命作为这一乌托邦的底色,而语言又成了生成革命主体、营造革命认同的战斗堡垒。在"文化革命"视域下辨识其"普通话"思想的微言大义,具有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     

当代大学生语言与社会文化秩序构建——基于江西地区大学生语言状况的分析

大学生语言文字运用状况是其语言生活的重要体现,直接反映了当下语言文字应用的整体水平。对当代大学生在国家语言政策的指导下,规范语言和文字运用的成效情况以及语言使用中语言结构要素变异特征的分析,目的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汉语教育资源、凸显文化主体精神"为手段,探求构建社会文化秩序新途径的有效方法。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社会认同借以产生的载体和工具。族群语言的改变往往反映出族群内部、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结构乃至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谐社会必将是一种在社会统一体内部族群间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实现多族群语言和谐共生的繁荣局面。少数族群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存在语言适应困境,其族群语言较容易被转用甚至消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正确处理集团内认同与集团外认同的关系,帮助少数族群提升自我价值,合理地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从国家主权的视角看中国通用语的确立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成为中国当代语言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文以政治学的国家主权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当代中国通用语的确立和选择对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确立国家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保障,合理选择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互塑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赓续了数千年,与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演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互塑的共生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推动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化、普及化。国家通用语的基因传承性与通用文字的历史一致性成为凝聚中华各民族的重要纽带,滋养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建语言认同,巩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民族团结、民心相通是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互塑共生性是二者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新时代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国情教育模式研究

伴随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就读人数的持续增长,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且行之有效的港澳学生国情教育模式,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之一。新时代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国情教育主要包括国情教育主体、国情教育主导者、国情教育内容、国情教育方式、国情教育目标五大要素。本研究借助解释结构模型法,厘清要素间关系形成国情教育机理,基于建构社会身份的社会认知过程,进一步推演出“区分原始认同——建构群体间关系——建构群体新认同”的国家认同建构路径。国情教育机理、国情教育环境及国家认同建构路径相互作用形成新时代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国情教育模式。结合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融合逻辑与国情教育机理自身逻辑,本研究提出“‘加’‘和’:与内地学生无差别的趋同化国情教育”“分类：多层次多类别个性化国情教育”“和合：以‘文化’为纽带的共生式国情教育”三种典型的模式应用样态。     

洛阳文化旅游中的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在城市发展中是一种颇有价值的资源。洛阳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形成了方言和过渡语对立的语言模式。从优化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应该采取"分而治之"的语言规划策略,使洛阳方言和普通话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一、划定老城区为方言区,有意识地保留洛阳方言:投资开展与洛阳方言有关的语言研究项目,研究洛阳方言及其发展历史、传统地名等;制定合理的洛阳方言战略规划,学会一种新的语言(普通话或英语)和思维方式来应对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二、在市区其它地方大力推行普通话,促使过渡语向普通话靠拢:加强学校普通话教学工作;制定行业法规,促进语言规范。     

中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下,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并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发展出不同的语言。各地人群的交往必然导致语言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有四个因素影响或制约语言间的竞争态势:行政权威的强制力量,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语言群体的人口相对规模,语言承载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吸引与感召力。通过回顾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形成过程,将自秦以后各朝代实施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大类,参考史料梳理各朝代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脉络,并讨论相关政策如何影响中华各族的语言使用与政治文化认同观念的演变。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经研究可发现,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多元一体”,庞大的中原人口和汉语普通话是这个“多元一体”语言格局的凝聚核心。     

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变化及其历史原因

马来西亚国家语言政策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语言政策的变化与培养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及推进国家一同代化进程密切相关.2002年开始实际的数理英化政策是基于信息时代国家战略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其政策基调有实用主认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种族因素是制订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语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的和谐发展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一项复杂的国家工程.我国支持海外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的策略应在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框架下进行相应的调整.     

幼儿英语教育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幼儿英语教育会从语言之根、文化之根上加深当前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危机.在幼儿教育阶段,语言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应是加强幼儿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初步建构其民族文化身份,铸造其文化主体意识,并形成初步的文化认同.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角度着眼,在幼儿教育阶段不宜推广和施行英语教育.     

韩国国家语言工作发展规划评析——基于政策科学的视角

从政策科学的视角分析韩国发布的四个国家语言工作五年规划可以发现，韩国国家语言工作发展规划编制主体、周期、内容、执行及评估等都由《国语基本法》明确规定，规划制定过程体现出了显著的法制化特点。规划议程政策问题的设置呼应语言生活环境的变化、突出新技术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国家语言国际传播战略。然而，韩国国家语言工作也存在着规划编制主体、执行主体、评估主体同一，决策、执行和监督未能有效分离以及规划内容部门化，未能有效整合其他部门资源的问题。韩国的经验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启示，值得借鉴。     

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和谐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农村走向城市,再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要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因此,在和谐城市化建设中,如何同步实现语言的和谐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小事,而是国家的战略大事.本文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城市语言和谐、语言认同与城市语言和谐、语言生态与城市语言和谐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做到语言和谐的问题.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语发展进程研究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语言纳入国家民族的构建中,尤其是独立后对语言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使其语言政策更好地适应本国的发展需求。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特殊情况,吉尔吉斯语被定为国家语言,加强吉尔吉斯语的地位、扩大其使用范围是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其构建国家民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符合吉尔吉斯斯坦主体民族的民族心理倾向。吉尔吉斯语的发展过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但是,吉尔吉斯语使用人数已在该国占据绝对优势。     

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普通话使用情况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方法，主要从国家的语言政策、农民工子女学习普通话的起始时间、普通话水平、性别、接受教育时间长短、来乌鲁木齐居住时间的长短、个人的语言态度、父母的语言态度、家庭语言环境等方面揭示农民工子女使用普通话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