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定价还是共同定价:新支付工具的定价策略

基于新支付工具发展初期市场特征构建双边市场定价模型，分析共同定价和独立定价策略下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新支付工具定价。研究显示：政府较企业对新支付工具制定更低价格水平促使用户支付选择转移，特别是在共同定价策略下会有效提升市场效率，达到社会福利最大；但若政府无法做到共同定价，特别在新支付工具成本优势不明显时，会使支付工具间存在过度补贴而降低社会福利，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定价为次优选择。     

农村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支票、汇票、本票和银行卡即“三票一卡”为主体,以汇兑、委托收款、电子支付等结算方式为补充的非现金支付结算体系。随着近几年大小额支付系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相继上线,定期借记、定期贷记、跨行通存通兑、集中代收付、支票异地使用等新型结算工具不断推出,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资金结算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高效、快速、安全的资金支付渠道。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受限于农村经济意识的淡薄、结算环境的落后、硬件设备的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先进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并不乐观,大部分的农村交易与消费仍以现金结算为主。本文试就农村     

患者延时敏感下按项目与按病种支付的比较

针对我国公立医疗服务系统当前正从按项目支付模式向按病种支付模式转变但缺乏科学依据和运营经验的情况，研究了按项目支付和按病种支付两种模式下公立医院的最优运营决策以及两种支付模式的社会福利比较问题.通过应用三阶段Stackelberg模型，在考虑患者对等待时间和服务质量敏感的情况下，分析了患者、公立医院以及政策制定者三方的均衡性质和系统性能.研究结果发现，当患者延时敏感度、服务质量敏感度和自付比例(或单位服务质量成本)较高(较低)时，政策制定者选择按病种支付模式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否则，反之.当患者延时敏感度中等大小时公立医院的服务能力是最大的.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按病种支付模式下政策制定者选择适中的医疗服务价格和患者个人自付比例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     

DRGs与DIP的对比研究：基于医院运营的视角

打包预付方式将控制医疗费用的责任转移至医方，能激励医院做好成本管控，会对医院的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研究按疾病相关组付费(DRGs)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两种支付方式，通过构建排队和竞争博弈模型探讨两种支付方式下的医院间服务速率决策问题以及相同医疗预算下的医疗服务质量、医院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对比研究，并通过数值方式探讨了医院数量和服务成本系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1)DIP与DRGs相比，医院的服务速率相对降低，服务的病人数量较少，但医院利润更大.2)从社会福利来看，患者损失的成本较高时，DRGs较优；反之，DIP较优，且此时DIP是帕累托改进策略.3)只有当医院数量适中、服务成本系数较大时，DIP的优势才更明显.     

基于ACC支付模式的供应链金融模型研究

在零售商存在资金不足和顾客需求随机情况下，以报童模型为基础，针对变质品构建了供应链金融问题和ACC支付模式（提前支付Advance、现金支付Cash和信用支付Credit）相结合的零售商订货模型，即零售商与供应商、融资机构合作条件下的模型。研究表明，零售商会随着最优订货批量和最低期望成本的增加和降低趋势，进而调整订货量，从而规避供大于求的风险，最终降低总的期望成本。同时供应商可以适当调整支付比例，让零售商来分担坏账和商品变质风险。     

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转移支付影响研究

本文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建立了两地区间的转移支付模型,研究了政府间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分析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两地区劳动者数量、工资、消费、地区和全国总产出,以及当地家庭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以我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为实例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表明对西部的转移支付使西部劳动力增加,产出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同时全国的总产出也有相应的提高.     

基于控制权利益的企业并购支付合约选择模型

构建了企业并购支付合约选择理论模型,从并购方控股股东角度出发考察在有控制权利益的情形下,企业对不同支付合约的偏好,包括现金、股票和现金加股票3种合约形式.研究发现,控制权利益的存在可以获得一个现金加股票的最优合约均衡解.在此基础上,模型分析了并购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目标方股权集中度、相对交易规模和行业关联度对并购企业合约选择偏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并购方控股股东出于对当前控制权利益的保护,对现金支付合约有明显偏好;另一方面,并购方出于对未来风险的规避,对股票支付合约有明显偏好.模型结论弥补了仅从实证角度研究的不足.     

银行卡的替代效应及其对狭义货币需求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了我国银行卡支付额对现金的替代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卡支付额对狭义货币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产业的蓬勃发展,银行卡支付总额猛增,银行卡支付额与现金流通量之间呈指数替代关系,并建立了银行卡支付额对现金替代效应的非线性模型;银行卡支付额对狭义货币需求量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并利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拟合建立了部分线性回归模型。这两个模型在这类研究中是首次提出,并有很好的解释作用。     

支付方式对产品偏好的影响研究

通过3个实验,研究了支付方式对消费者产品偏好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验一、实验二发现,启动刷卡概念的消费者更偏好具有促进利益和促进框架的产品;启动现金概念的消费者则更偏好具有预防利益和预防框架的产品。实验三发现,启动刷卡概念后,对购买成功的预期愉悦中介了消费者对促进框架产品的偏好;启动现金概念后,对购买失败的预期痛苦中介了消费者对预防框架产品的偏好。研究最后探讨了这些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分税与转移支付结构:专项转移支付为什么越来越多?

分税和转移支付是联结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两个重要纽带,本文研究当上级政府的目标是均衡地区经济和民生发展时,分税会如何影响转移支付的结构。理论研究表明:从上级政府角度看,当税收分成上升后,如果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会让发达地区的发展积极性比欠发达地区降低得更多,这可称之为"消极均衡策略";如果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会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积极性比发达地区提高得更多,这可称之为"积极均衡策略"。因此,上级政府为均衡地区发展,倾向采取积极均衡策略,即提高专项转移支付占比。利用县级和省级财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上述研究发现从财政分权的视角解释了中国专项转移支付占比居高不下的原因。     

支付卡网络跨行交换费的利益博弈与规制研究

跨行交换费是联结支付卡网络中各利益主体的"桥梁",通过调节收单和发卡机构的成本收益关系,起到平衡支付卡网络双边市场需求的作用.在竞争结构与交易规则外生的条件下,交换费由支付卡网络的多方利益主体在动态博弈中内生性确定.构建开放式支付网络的多方利益博弈模型以研究社会最优的交换费,为合理规制交换费提供理论基础.主要结论为:交易量与福利最大化的交换费通常是不同的,其差异取决于卡交易双方各自的平均净效用;商户竞争导致支付卡的过度使用,进而遏制非营利性卡组织最大化福利目标;卡组织的利润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支付卡过度使用问题.鉴于目前我国支付卡产业规模经济性较弱的事实,建议侧重于限制卡组织的利润动机,而不宜过早引入卡组织的竞争机制.     

不同支付条件下企业兼并定价问题

本文从兼并溢价分配的角度，结合不同支付方式的约束条件，分析了在现金、换股、以及现金加换股混合支付条件下的兼并定价问题，得出了不同支付方式条件下兼并定价的一般模型，并结合实例对兼并中的控股问题和兼并谈判的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     

行为金融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解释

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股利?美国学者Baker和Wurgler从行为公司财务角度出发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该理论放宽了MM股利无关论中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现金股利政策应该由企业特征决定;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则理性的管理层会为了提高股价,迎合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偏好.结合股利的迎合理论,融入新近出现的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基于沪深两市2000-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我国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引入现金股利溢价指标,研究了公司股利支付意愿与现金股利溢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处于同一生命周期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有较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及盈利能力以及股利政策连续性指标强;面对更高的股利溢价时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研究证明,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移动支付的使用者与使用行为研究

基于整合型信息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探讨影响接受与使用移动支付的因素,通过文献分析和调研提出了研究模型,该模型是对整合型信息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的扩展,新增的两个影响移动支付接受意愿的因素是风险认知和成本.通过对移动支付使用者的问卷调查和分析可知,社会影响对移动支付使用意愿有最显著积极影响,其次是期望效用,成本和努力期望对移动支付使用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也没有显著影响,风险认知对移动支付使用意愿也有显著积极影响,移动支付使用意愿对使用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     

移动支付对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移动支付迅速普及，对家庭金融行为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本文基于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股市参与及回报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可以提高家庭参与股市概率，但是移动支付对股市盈利无显著促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移动支付主要通过金融信息获取、转变风险态度、提高信任感及提高信贷可得促进家庭参与股市。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城镇地区、一二三线城市地区及金融可得性强区域的家庭作用更明显；对中年家庭、中高收入及中高资产家庭效果更突出。本文的研究为理解股市有限参与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基于社会福利的专利研发投资策略评价

专利技术的研发投资策略不仅影响企业价值还会影响消费者剩余,两种影响通常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效应,从而导致专利研发投资决策对社会福利的不同影响.针对旨在通过研发专利技术从而垄断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和消费者剩余模型得到非合作博弈(即专利竞赛)和合作博弈两种模式下的总投资净现值和消费者剩余,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则两企业的研发能力差异越小、专利技术的成长性越好、无风险利率越小、专利产品质量越低时,社会计划者的政策越应有利于合作研发模式;反之,政策越应鼓励竞争.而专利研发投资成本及初始价值会对两种模式下的社会福利差异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政策的倾向性不确定.     

支付结算工具的创新对现金流通的影响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的逐步完善,我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科学有效的“集中统一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支付结算及反洗钱工作管理体制;已经基本上完成 “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的要求,建成大额支付系统的框架。银行卡联网通用覆盖面不断扩大,受理环境明显改善,有关支付结算制度不断完善。同时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推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大大地促进了支付工具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和不断创新。     

移动支付成主流!

随着中国银联和中国移动联合推出手机钱包,手机钱包正式进入商用阶段,移动支付行业未来将迎来重大变革:刷卡模式将逐步退出舞台,无卡模式成为主流;支付工具会快速普及,钱包应用终将成为主流,最终融合成"支付+钱包+理财记账+优惠",取代实体的钱包。前不久,中国银联和中国移动联合在北京、上海等14个城市推出移动     

消费心理行为对微型付款的影响分析与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及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移动支付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新的支付工具。移动支付凭借其高速的通讯能力、庞大的用户资源以及成本优势,已经逐渐渗透到传统的金融支付市场中,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信息查询、资料检索、小额软件下载、视频点播、移动短信及彩信服务、手机订票等。通常情况下,这类信息服务大多数交易额非常小,每次的交易额有可能只有几分钱,所以也称这类支付为微型支付。由于这类交易的对象大都是一次性消费的商品,所以交易频率较高,传统的电子支付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这类商品的交易支付。这种微型支付机制有着特殊的系统要求,在满足一定安全性的前提下,要求有尽量少的信息传输、较低的管理和存储需求,即速度和效率要求比较高。目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群体可能很少会为咨询类、新闻类产品掏钱,但他们却从不吝于为网络游戏以及其他网络休闲娱乐服务埋单,他们开始习惯付费下载或购买虚拟服务。鉴于此,人们对微型支付的前景表示乐观。事实上,微型支付从出现之日到现在,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便是今天,其发展前景仍然是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内容本身是否吸引消费者眼球,是否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是微型支付能否茁壮成长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介绍了移动支付的概念和分类以及发展现状,然后界定了微型支付的概念和特点,然后从消费者心理行为对微型支付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深入探讨微型支付中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对制约我国微型支付业务发展的心理障碍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最后对如何消除这些心理障碍以促进中国微型支付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提出了一些解决的途径。     

利用网上银行加强保险资金支付风险管理的探讨

近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保险收付费相关环节风险管理的通知》为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保险公司收付费环节的资金管理风险，明确了现金收付费范围，应实行非现金收付费方式。货币资金管理主要包括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管理。保费收入方面，自从实行见费出单以来，不管是寿险还是财险都实现非现金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