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在人类社会,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英国19 世纪出现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标志着真正儿童本位意义的儿童文学的确立。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是不同儿童观所引导的儿童图书创作实践在历史语境中碰撞、演进的结果。在英国,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说和威廉·布莱克的相关诗作是比较接近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受到儿童的青睐。詹姆斯·简威的作品成为以“圣经和十字架”为象征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18世纪40年代约翰·纽伯瑞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事业超越了以“布道说教”为中心的清教主义儿童图书阶段,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契合儿童审美接受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这些具有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起现代儿童文学的丰硕实体,影响深远,同时成为儿童文学史和批评史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及其作品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面揭示了英国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开创了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独立自洽的学科研究道路。     

城市环境历史的叙事选择——以衰败叙事为中心的讨论

自书写城市环境历史伊始,书写者便游弋于不同的叙事选择。20世纪以来,在城市环境史的叙事中,衰败叙事长期是许多学者关切的重点。然而,爬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史学著作,则会发现在汗牛充栋的城市史与环境史文本中,并不只有进步叙事与衰败叙事,还有希望叙事。希望叙事是对衰败叙事的反思和挑战,是满怀希望的批判性叙事,也可能是城市环境史叙事中替代衰败叙事的模式。而左右“衰败”与“希望”的是资本。资本在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在将来的历史叙事中也不会缺席。资本既有破坏力,也有创造力,是为历史叙事中的“资本统御”。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的叙事模式

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通过“对立”和“发现”两种情节模式,以深刻的社会指喻性和切己的问题意识,显现出对21世纪以来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方案”的正当性、合法性和进步性的释证、拥护和歌颂。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力话语的对抗、更迭以及农民自身的迷茫、困顿与自我分裂,并对乡村根深蒂固的不良惯习和现代化的负质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较全面地反映了21世纪乡村创业的艰难“追求”过程,表征出一种“近代的超克”情绪,鲜明地体现了21世纪乡村小说作家想象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方法。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从爱伦·坡小说中的城市意象看其“入世”情怀

作为19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爱伦·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缺乏理性、沉醉于疯狂的想象世界中的作家.爱伦·坡通过小说中的城市意象向世人传达了他的“入世”情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注.以爱伦·坡作品中涉及的巴黎、伦敦和爱丁堡三座城市为例,探讨爱伦·坡对19世纪犯罪率不断升高、人与人关系淡漠、人的精神世界萎缩等社会问题的关注,说明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法国环境史三题:评《环境史资料》

<环境史资料>一书体现了目前法国环境史研究的现状.在该书探讨的法国环境史的重要问题中,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环境概念和相关的境地概念在法国的演变;19世纪以来景观的变迁及其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19世纪以来环境问题的发展以及法国社会和政治的回应.这三个问题揭示了环境观念在现代法国的成长及其原因.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从隔离排污看英国泰晤士河水污染治理的历程

19世纪中期,因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直接排入自然河道之中,导致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如何消除对河水的直接污染,防止各类流行性疾病的大规模爆发对城市居民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构成严重挑战.英国政府和工程界也对关于防止和治理泰晤士河污染的设想和思路展开了热烈讨论,隔离排污的方案历经波折,在1860年代经过大都市工务局的努力,通过在伦敦都市辖区内泰晤士河两岸修建独立的排污干渠的方式,将其付诸实践,改善了泰晤士河市区段的水质,并奠定了今天英国防治泰晤士河污染的基本思路与格局.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

从1960年法国学者菲利普&#183;阿里耶斯发表《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下文简称《儿童的世纪》)一书算起,西方的儿童史研究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历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心理史研究者们对历史上的儿童的命运之关怀从未间断过,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儿童史研究者的热情最为高涨,儿童史几乎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根治“霾气候”的社会经济学方式

霾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与以高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相关。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经济学的引导。为此，经济学应遵循生境法则，使之成为引导经济活动促进“自然、社会、人”共生的生境经济学。以资源限度论为认知指南，生境经济学引导社会采取经济方式治理霾污染，应以减排为起步，以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为重心，以建构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路径。其宏观方法是引导社会构筑节省、俭朴、经久耐用、维修新用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使之成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并牵引大中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促进社会保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

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方法,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城市可持续性与治理：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课题

从生态学到可持续发展尽管人们对环境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晚期,那时工业社会开始意识到污染和过度开采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则很短。像18世纪的经济问题和19世纪的社会问题（它们都是当时的重大紧迫问题）一样,生态问题在20世纪走到了前台,它是为了回应威胁、危机与不断强化的意识（即人类是其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出现的。     

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理性思考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忽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必将引发各种问题,给家庭与社会生活造成不良后果。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独特性、区域性、关连性、结构性和长期性;从其实质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集中地体现着城乡文明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通过实施综合治理的方式方法去对其加以妥善的解决。     

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

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研究环境史?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与第一类研究和第二类研究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领悟环境史研究的“不能”与“能”,并把握它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     

社会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和转型比较——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社会创业作为社会价值优先并兼具市场化运营的创业方式,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创业行动将乡村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纳入收益考量,通过增加乡村产品供给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大幅增进了整体社会福利和广大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鉴于社会创业的比较优势,商业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新创社会企业等乡村振兴主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着眼补齐或增强乡村社会(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和乡村经济价值获取能力,遵循不同路径开展乡村社会创业行动。未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应注重鼓励多元乡村创新模式,推动乡村制度完善;培育乡村社会企业家群体,鼓励乡村市场开发;加强乡村社会创业顶层设计,构建合法性机制。.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