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

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区域中有较多人口返贫，或某一人群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与个体性、零散性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复杂、危害巨大，具有动态性、群体性、区域性、突发性等特征，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成障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早防范。对规模性返贫的类型诱因、多重依据、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性返贫分为突发性、群体性、地域性三种类型，其核心议题是监测机制、预警体系与帮扶路径。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此领域的研究，应从区域协调发展、反贫困治理、风险治理的视角，运用共同富裕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风险过程控制的闭环管理为依据，围绕“为何防—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防如何”的逻辑思路，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路径方面进行转向。     

消费帮扶的实践样态、多重困境与未来路向——以广东为考察中心

消费帮扶是中国特色减贫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小农户参与、融入大市场的重要路径。基于马克思消费思想、巢状市场理论与消费帮扶实践，本文构建了消费帮扶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和国家政策指引下，广东结合本土市场基础和消费空间优势，积极构建支撑消费帮扶的制度体系，搭建消费网络和平台，双向提升消费帮扶产品品质保障，积极探索能够提升贫困小农生计能力和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后，消费帮扶面临双重失衡困境、网络支撑困境和多维赋能困境等多重困境，必须通过优化消费振兴治理结构、创新消费振兴助推机制、强化大数据赋能和完善交易体系等系统路径，降低农户市场参与成本，提升农户市场参与能力与在市场交易价值链中分配份额，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农增收和迈向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粤西地区乡村人才振兴调研报告

人才振兴是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引领者和发展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次调研主要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人才为目的，以欠发达地区粤西若干乡村为调研对象，以“培育新农人、发展新农业、建设新乡村、创造新生活”为着力点，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人才振兴的调研。通过深入访谈、调研、问卷分析等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探索乡村人才振兴的创新路径，解决人才引进的瓶颈，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发展。通过人才振兴，带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全面推进粤西地区乡村振兴。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及其关系研究

加快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通过剖析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内涵,思考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关系,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一种互馈关系,乡村振兴战略以政策引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乡村建设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规划,有力保障乡村振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驱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动力系统

作为农村制度体系基础和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致的价值目标,具备相互统一的推进步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通过梳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脉络,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驱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关乎效率与公平两个价值取向的博弈。基于这一逻辑,提出“提升效率——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土地利用制度创新”“保障公平——土地风险防范制度创新、土地增值收益制度创新”的二维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构建动力系统。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

从人口流动趋势和规模来看，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县域经济基础，将县域城镇化主要划分为外生型县域城镇化和内生型县域城镇化两种类型。不同的县域城镇化在国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城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并主要塑造出“依附型”和“融合型”两种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运用类型学思维和区域视角去开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据县域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特点，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层分类供给不断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进县域内不同群体的社会福祉。     

中国乡村振兴的测度、格局与逻辑

本文采用2010至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数,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莫兰指数研究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从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具有地域聚集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正相关,而生态功能区为主的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2）从时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提升,而且区域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据分析,我国乡村演变规律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理区位相关,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两个逻辑：乡村振兴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原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后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内生发展是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中国脱贫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弱、返贫困风险高、政策依赖性强,有效实现其内生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涉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议题。将习近平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论述和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看,内生发展的实现在“硬件”方面重在优化基础设施和提升产业帮扶的效率;在“软件”方面,需要长期坚持教育帮扶,依靠人的素质的提升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而在监督管理层面,应当优化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社会统计核算,落实区域性内生发展的动态评估和检测。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欠发达地区就业政策精细化——基于劳动力类型的分析

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增收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将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划分为技能型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弱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等几种类型，而不同的劳动力类型与市场型、混合型与福利型就业政策相适配。欠发达地区就业政策的精细化不仅表现在不同劳动力类型与差异化就业政策之间的精准匹配，而且还构建出了立体化的就业政策体系，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在该体系内梯度上移与向外融入到双循环的大市场之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相统一，以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美育融入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兼论文旅融合下的“乡村美”

乡村振兴,要有“以美育人”的精神追求。新时代背景下,美育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应厘清并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绿色发展的生态逻辑“、以文化人”的文化逻辑。美育与乡村文旅产业相融合、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乡村之美”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美育不断发展的重要指向。聚焦“民生”大力营造美育引领文旅融合的社会环境,运用系统思维着力构建和完善美育促进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依托创新引领激发美育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进一步丰富美育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内涵和现实进路,为美育融入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开创新局面。     

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脆弱性地区返贫风险防控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党中央为贫困地区设立了五年过渡期,这既是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是为了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但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容易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加剧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的返贫风险.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型贫困互为因果,在生态脆弱地区采取的生态扶贫措施的延续性不足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出现返贫的现象.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构建环境返贫预警机制,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强化脱贫人口自身能力建设,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大力减少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等策略,进而消除因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返贫风险.     

内生与外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防贫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未来5年要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能,切实建构防止返贫的治理体系,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证明,关于贫困现象的认知,有村庄内生的穷人认知体系和外生的贫困认知体系两种差异化解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错位""越位"的"悖论性"政策实践,进而降低乡村振兴衔接防贫治理效能。在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促进脱贫地区村庄内生和外生融合发展的长效性防贫治理制度体系,切实增强脱贫地区的发展动能,才能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与路径建议

审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国家审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经济监督者、鉴证评价者、风险预警者、权力制衡者四重角色功能。从“揭示——应对——防范”的逻辑视角看,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依托“查病”端排查、抽查机制和揭示机制发现问题、“治病”端应对机制和控制机制解决问题、“防病”端威慑机制和预警机制防范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经济监督、鉴证评价、风险预警以及权力制衡。据此提出加大乡村振兴国家审计监督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国家审计全过程公开、加快乡村振兴国家审计数字化建设、构建乡村振兴国家审计评价体系等优化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态势,以农民工回流创业为表征的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乡村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补位,是长期"民工潮"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实践自我变革的一种现实需求,乡村发展的主体缺位也呼唤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而既定制度与政策体系基础上的乡村振兴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一种内在需求。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诸内涵——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可成为未来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依赖主体。因此,应当在增强农业基础发展动能、巩固保护型乡村基本制度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层面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改革与民营化战略

构建科学、高效、现代、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提升欠发达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创新制度“代差”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新理念和认识严重滞后;产学研各创新运行环节过度行政化;企业技术创新严重滞后;民营企业被“边缘化”,民营企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应用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网络尚未形成,结构亟待调整.改革战略与路径选择包括:推进产学研环节的去行政化的整体性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民营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改革健全科技评价机制,突出创新价值导向等.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之“三重逻辑”的背景、“三个现代化”的任务与“四项遵循”的原则构成了其基本意涵。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把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现代治理三个基本着力点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数字经济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殊困难户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基于我国25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构建面板probit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变量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助推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年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拓展就业深度、延伸就业广度等途径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进而加快其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要从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新型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入手，使数字经济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全面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维护农民主体地位。政府主导体现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与实施推动，核心指标聚焦政府绩效目标。农民主体要求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尊重与维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标准裁量、过程参与和利益获取等基本权利，终极目的在于农民幸福满意，可衡量的有效指标莫过于农民获得感。应用管理学中“曲线效应”的原理和量化分析方法，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置于现实场景，兑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应立足农村实际，符合乡土特征，贴近农民意愿，基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精准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以深化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以满足需求优化目标体系，以法治保障提升农民参与度，以绩效评价铸造政府主导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