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理解、理解与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

从哲学阐释学前理解与理解的角度分析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从前有、前见、前结构及译中理解的发生考察了不同译者在有差异的前理解与理解中出现的阐释度偏差。研究表明,前理解与理解会对文学翻译的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构成选择性制约,而因为译者乃特定的历史"此在",前理解相较于理解对译文的风格形成影响更大,译者会在前理解的制约下表现出极具个性特色的选择取向。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关于阐释论的提纲

阐释论是精神科学的存在论与方法论。阐释论确证：阐释是精神科学的存在形态与生产方式;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整体性、互生性;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相融相合。阐释论强调,在公共阐释空间,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相互作用,精神科学生产可信念为“真”,且最终为公共理性和实践检验的客观性知识;自然科学亦生产价值,与知识生产相契合,价值之真可确证。阐释论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科学面临革命性飞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度融合,为当代知识与价值生产创造新范式,阐释论应对此做出有效回应,并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提供观念框架与思想资源。     

艺术真实的存在论阐释——兼论王元骧对艺术真实的系统考察

在对艺术真实的系统考察中,王元骧通过把审美反映论引入到一个动态的系统和活动层面,达到了一种存在论的深度。这使得他对艺术真实的理解与从存在论产生的对艺术真实的理解能够互相阐释。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形而上学家试图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之为何提供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在力求其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相拟合的同时,也会援引科学实践与科学结论来作为自己的预设或者佐证自己的立场。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强制阐释的框架内来审视,休谟式随附是一种强制（动机）阐释,其错误根源在于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必须是“还原”的。通过因果功能主义径路的指引,人们可以探寻哲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兼论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

阐释的真理性基于它的客观性,而阐释的客观性则必须落实为阐释的公共性。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阐释的客观性表现在阐释的说服力之中,并将自身实现为阐释的公共性。真正具有说服力的阐释都是自由的、即携带着创造性理解的阐释,但这种"自由的创造"必须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就来自阐释的公共性。有关马克思学说本质的先验化阐释,看上去像是一种主观性阐释,但其最终的理论诉求却是阐释的客观性和公共性。     

顾明栋中国文学研究的强制阐释

顾明栋将中国伦理中的"孝顺情结"视为"俄狄浦斯情结",对中国人的情感进行了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并不具有普遍性,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本身存在疏漏之处。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很早形成了伦理和道德规范的系统,俄狄浦斯情结中表现的泛性论与此格格不入。顾明栋的强制阐释以西释中,支离了中国文学,剥夺了中国文学的真实意图。     

描述·说明·理解——卡尔·雅斯贝尔斯与精神病学新方法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是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和理解心理学的代表作,对20世纪精神病理学思想和精神病学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倡导人文科学的精神病学,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创立了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他描述了发生学的理解方法,建立了理解的心理学;他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雅斯贝尔斯创立了一系列精神病学的新方法:现象学描述、因果说明、发生学理解。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雅斯贝尔斯指明了一条通达心灵生活的途径。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论家长式法律强制的人性基础与合理界限

家长式法律强制以设定义务为实质内容而以实现权利为价值目标，其合理性在于它 正确反映了人性中物质利益与意志自由两个因素的关系，但立法者应当在分析被强制者的不 同利益与协调法的不同价值冲突的基础上把握好其合理界限。     

从儒家知识理念看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误区——对“强制阐释”现象的另一种反思

从根源上看,“强制阐释”现象是西方经验科学下的知识观念在人文学科领域无法获得普遍有效性的结果,经验知识在价值领域的无能为力使西方文学理论最终走向“强制阐释”的歧途。儒家知识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认识论的知识观念,它将“学”理解为个体的成长、体悟过程,所谓为学也即是个体完善自身道德素质、成就个性自我的途径。在这种知识理念之下所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感悟、体验特色。在当今文化语境下,这种指向人性本身的文学理论观念对于纠正西方认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学理论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探究

"强制阐释"是在"理论时期"被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去审美化"的阅读模式,其弊端是将文学阅读的关注点引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为了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首先必须解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论文学观",而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基本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始于"审美判断"关注"文学的质量"和重提"审美溶解"作为重建理论之后审美阅读的三大策略,由此克服强制阐释所造成的始于"认识判断"、忽视文学价值的差异、不能以审美为本位等几大缺陷,最终有效地突破强制阐释的困局。     

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超越再阐释

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超越是一个以创造力、抽象力和解放力为主导因素,不断克服人与对象和人与自身的否定,最终走向人的本质生成的否定之否定循环上升结构。其中,人的本质的理解是创造力对人与对象的总体性把握;人的本质的超越是抽象力对人与自我的对抗性消除;二者的“综合”是解放力对人本质生成的上升性累积。要实现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超越,应当符合哲学思维与人的本质融通、差异人的本质融合、人的解放与人的本质融生的辩证逻辑。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