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

一、"义理之学"和"征实之学":儒经诠释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诠释(exegesis)是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的基本概念.诠释学的先驱人物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所著《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1645),最早使用"Hermeneutik"(诠释学)一词作为其书名,其本义是"文献解释方法".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本是一种解释技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和哲学.作为诠释学范畴的诠释对象的文本,原来仅限于用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后来扩展到其他作品,乃至于凡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事件或现象非经解读则不能被理解者皆被当作文本来看待.相应地,诠释学中的诠释起初只是对文字作品的解释,后来发展到对存有诸多不同解释之可能的一切非自然的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其诠释功能最初只是说明文本原有的意义,后来更兼及说明文本在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哲学诠释学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阐释

哲学诠释学从人类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出发,把文学作品视为自律性、表现性和真理性的存在,提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的解释概念,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只是邀请人们进入艺术经验的“请柬”。只有在诠释学理解事件的时间性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真理经验才能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哲学诠释学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拓展了文学理解和解释的诠释性空间。但它完全否定作为文学诠释活动重要维度的作者意图阐释和形式结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     

理解与解释:新闻文本的诠释学意义

诠释学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和文化思潮,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诠释学用以理解和解释文本和一切可以视为文本的事件和活动。本文试图将新闻作为考察对象,运用诠释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解释。新闻报道产生的过程有两步:第一步,从事件文本到新闻文本,记者从对社会现象或事件的观察理解,到对所理解的现象或事件以报道的方式做出解释;第二步,受众对新闻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无论是对事件文本还是对新闻文本的理解,都是诠释者从自身特定的处境出发所做出的理解,任何诠释者都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存在去理解和解释事件文本和新闻文本的意义。     

诠释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从新教神学到浪漫主义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推进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但并未直接催生现代诠释学。其间经历了新教神学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两次理论转折。在新教神学那里,科学方法理念与新教神学倡导的文本原则所内含的解经方法论要求相互激荡,萌生了方法论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一种普遍的诠释规则体系;而浪漫主义诠释学逐渐形成的诠释方法论意识之反思,使来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推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诠释学的诸要素进行划分和哲理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与解释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做出了深入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才有可能建立作为现代诠释学最初形态的一般诠释学。     

事件:叙述与阐释 --叙事学研究之三

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原生事件,进人人们的意识并得以认知的事件,以及被叙述者物化成文本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生事件"总是经过理解者情绪和"先见"的包裹,并被叙述者选择、改造和变形之后才能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本文还把阐释视为叙事的一个过程,认为"事件"被叙述出来之后,还必须进入阐释者的"期待视野"并获得某种闸释,才能成为一种意义的存在.     

论"理解"在诠释学中的地位嬗变

诠释学的历史就是不断由绝对走向相对、由封闭独断走向开放辩证,由"解释"发展为"理解"进而达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地位也逐渐突出."理解"由补充到平等,逐渐超越"解释"最终获得了本体地位,也使诠释学由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诠释学的真正独立就是以"理解"地位的真正确立为标志的.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理论之后?传统之后?——间性视域下西方“新历史(后传统)”主义诠释观批判与反思研究

具体句读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提出"之后",反映在诠释学的认识论维度上,对待"传统或历史"的不同理解态度与评判立场直接分歧了两大批评流派,它们分别呈现为一类以伽达默尔为领军人物,以传统理解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统一为核心表征形式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思潮;另一类由哈贝马斯创立的以传统反思、意识形态批判为鲜明个性的"实践论"批评诠释学思潮。正是后者开创了一条引向"新历史(后传统)"主义思维范式与"后批评"诠释愿景的广阔道路。     

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哲学诠释学视域

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跨文化文本理解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反思的空间。本文从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文本作者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跨文化理解中理解者偏见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展开研究,可以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研究寻求一种哲学诠释学视域,从而使跨文化文本解读从以往的表面化范式中得到升迁。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自由心证

现代诠释学主张,受“前见”限制的文本解释,通过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商谈模式”这一民主化程序的约束下,实现了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作为一种方法论,现代诠释学有效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僵化认知模式,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认知难题,恢复了“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来审视自由心证,则后者存在的合理性不容低估。     

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

“文本”概念决定着诠释学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诠释学方法的性质.利科所说的“文本”既包括话语系统,又包括象征系统,也包括行为方式,还包括无意识领域.文本的间距化不仅使解释成为必要,而且使解释成为可能;文本的间距化既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变得困难,又使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创造性.     

诠释学与法律科学的内在逻辑

作为实证主义在法学中的理论形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主义法学都要求在观察法律现象过程中秉持价值中立和排除主观预断。而语言哲学的诠释学转向证明,对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的理解无可避免地带有解释者的前见,前见中包含着传统、权威等因素。解释既是一种创造,也受被解释的文本约束。法律是阐释性概念,法律的确定性是因为前见的先定性,解释者对此不具有可选择性,而法律的不确定性是因为解释的主观性,解释者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前见。实现法制统一性的理论探索需要考虑实证规范本身的严密性,也需要考虑规范文本之外的人文因素。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     

中国古典文学诠释的若干理论问题——以《聊斋志异》为研究范例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诠释与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诠释学理论是关于阐释行为的理论科学,探索为何阐释以及如何阐释,在西方经过了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本体论之后新进展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作品"被诠释"的原因在于它有内在诠释力与外在诠释力,其"被诠释"的方式主要有语言、心理、历史、文化等,影响古典文学诠释的因素有历史语境、文化环境、意识形态、文学理念、研究者的研究、新材料的发现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应采取"二元论"的方法来运用诠释学理论,进而把握诠释现象。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策略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视野涉及到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阐释活动的多个层面、多种因素,其将阐释者的立场和介入吸纳到文本阅读与阐释的关键环节,从而呈现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历史与审美的双重魅力。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所有文本几乎都来自过去,但却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本重建和意义的不断参与和呈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阐释,强调了文学文本参与和构建现实的可能性,这种文本阐释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在文学审美魅力的掩饰之下,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     

再析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

历史认知模式可以建立在以"偶然"和"必然"为最简单的范畴基础上。偶然性的认识论意义在于,人们不可能对所有的既往历史事实进行确定的、规律性的解释,因此许多实在性要素便以随机方式发生;必然性的认识论意义在于,它建立起历史规律性表述的基本范式,从而使得历史叙述具有一致的逻辑。偶然与必然既有历史中在人们把握能力之内外的客观指称,又不外在于我们的历史意识,而是历史认知中内在辩证法的概念表述。     

关于理解的“真理性”的几个问题

"理解"作为对事物的认识,是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对理解的真理性的探讨,是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的探讨。"理解"作为对文本意义的把握,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对理解真理性的探讨是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的探讨。解释学与认识论是不同的学科,是不同的视野,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理解的真理性"有不同的意义。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理解的真理性"问题有:解释学是否应关注理解的真理性?理解是否具有真理性即理解是否有正确与错误?衡量、检验理解真理性的标准是什么?解释学作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研究,应当关注理解的真理性问题。理解的真理性,就是理解的正确性,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同一性。人类全部理解实践证明,正确理解是可能的,误解也是存在的。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或文本的意义。     

居中阐释：中西解释之途

在阐释活动中,对一部文本的读解,西方古典解释学者臻力于重建作者愿意,现代解释学者尊重阐释差异,利科,瓦尔代斯等学者则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阐释是有一定限度的,有的阐释是不足阐释,有的阐释是过度阐释,西方解释学理论及中国古代阐释实践表明,居中阐释处于客观性阐释和主观性阐释之间,既能保证对文本的客观解释的有效性又承认阐释差异,是中西阐释活动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