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卡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以“自在之物”为视角

卢卡奇在其巅峰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重新揭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指出康德哲学始终难以摆脱形式与内容对立的二元结构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卢卡奇将对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中。卢卡奇从康德的自在之物导入对体系的思考,并从异化的角度说明康德为什么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对象。     

康德"自在之物"辨正--兼谈对康德哲学阅读范式的转变

哲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康德哲学是一种折衷主义,不论来自左面还是右面的批判大都将其定性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焦点在于对自在之物的坚持或消解,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认识论的阅读框架.文章指出,这种习惯性的阅读范式不能很好地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及其整个批判哲学体系,自在之物往往只被理解为认识上的一道屏障.文章认为应该从康德"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奠基于对人之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有限性的理性反思,它内在地包含着的范导作用可以导向一种历史意识.以此为视角,才能很好地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在统一性,从而走出研究其哲学的惯性思维和误区.     

自在之美和为我之美─—自然美浅探

自在之物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是还没有被认识的自然世界；为我之物是已被认识了的自在之物，是自在之物的必然结果。自在之美是尚未为主观世界认识的美，为我之美是已被认识了的自在之美；自在之美转化为为我之美，必须是使物自身关的潜能得以弘扬，使审关主体潜在的审关机能和意识得以发挥，使物自身美的潜能和人自身潜在的审美意识融会。任何美的生成，都是自在之美向为我之美的转化过程。     

论《纯粹理性批判》中自在之物与本体的区分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区分了自在之物和本体。超验的自在之物的设定是其批判哲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和根据,本体作为可思想体是自在之物在其批判进路中的延伸。康德试图通过区分主体不同层次的认识功能来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但由此造成了自在之物和本体对于客体的分裂。     

“逻辑在先”与“逻辑上在先”

“逻辑上在先”,是指在理论展开顺序上,较为抽象的范畴、命题相对于较为具体的范畴、命题具有在先性。体现这种在先性,是建构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包括哲学体系所应遵循的普遍原则。“逻辑在先”则是指以逻辑称谓的概念体系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在先性,它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理解。这两个命题在涵义上是迥然有别、不可混淆的。近十多年来流行着一种把“逻辑在先”混同于“逻辑上在先”去加以肯定的观点,这是很为不妥的。     

大自然的隐蔽计划——斯密与康德的无形之手思想诠释

本文认为,斯密与康德是18世纪欧州最为耀目的思想双星;康德深受斯密的影响;他们在理论洞识上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康德所谓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以及＂森林之喻＂,可以说是哲学版的无形之手。本文诠释了他们的基于不可知论与人性利己论视角的无形之手思想：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人们从利己本性出发追求其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社会的繁荣与和谐,这是一个化私为公与由恶向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得以成为现实的必要条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宪政共和体制。斯密与康德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其无形之手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类走向化私为公和由恶向善好结果的可能性与走向普遍贫穷和极权政治坏结果的必然性之逻辑,而本文的任务仅在于通过对其诠释而作出理论的重构。     

康德与费希特——从先验统觉向自我意识的过渡

一般来说,自我意识原则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被创立起来,是由康德完成的。在康德那个时代,如下的思维规定已经形成了:第一,沃尔夫已经发现了知识是在范畴中存在;第二,耶可比发现了范畴乃是主体中的范畴,因而不可能认识到自在之物;第三,通过休谟,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被揭示出来。康德的哲学思想正是通过这样三种思路的启发才得以形成。康德的基本思路是从知识的建构方式上引出的。康德首先关心的是,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知识,到底是通过何种中介,才可以在我们的主体中建构起来。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部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康德指出,…     

不齐之齐与无物之物——论《庄子》齐物思想的三个层次

庄子的齐物思想在整体上浑融一体,但其中又有层次可循。"万物本齐"是在肯定万物各自差异性的同时强调万物在本源上的一致,从而为"是非一齐"提供理论上的基础。"天人之齐",实质上是通过齐是非而对万物本然状态的复归。这三个层次共同包含了"不齐"与"齐","无物"与"物"的巧妙辩证,也生动地构成一种递进中的循环,超越中的复归。最后,齐物思想的最彻,是天人无分,"齐"物"同泯。     

物之担保和人之担保并存时责任效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在同一债权上物之担保与人之保证并存时,我国立法中以“物权优于债权”理论为基础来解决物之担保与人之保证并存时担保责任的效力次序问题并无充分依据.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约定优先”附带了区分担保物是否由债务人提供的限制,并未完全尊重债权人的自由选择权.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之担保的优先于人之担保而清偿债权会加重债权人的负担,背离了债权设定担保的意图与宗旨.在保证人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情形下,债权人根据《物权法》第176条规定同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和要求就物之担保实现债权,会遇到《担保法》规定的保证人先诉抗辩权的障碍,必须对第176条作进一步解释和规范,增加债权人同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和就物之担保实现债权的前提条件.     

“腊叶”意象：临终之眼与物哀之美——《腊叶》细读

《腊叶》在《野草》的全部作品中是相对较为轻、柔的,带有一种悲情与凄美,在展示鲁迅向死而同时在反抗死亡的人生哲学时,更透射着因爱而萌的生意被确认与肯定下来,这对于他个人的生活以及处于转型中的时代来说都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以成己与成物过程为视域

个体之域或私人之域涉及与个人相关的各个方面,后者既非直接呈现或展开于社会之中,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控制和支配.与之相对的公共之域,则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相互作用之上,具有开放性、外在性、公开性等特点.就成已(成就自我)与成物(广义的变革世界)过程而言,个体之域的确认,蕴含着对人的独特个性的关注.作为具体的存在,人总是参与不同的实践生活,并在社会实践的多方面展开中,形成了多重的存在形态(包括"身份"和角色),公共领域的社会成员与个体领域中的个人,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不同"身份"或角色.作为同一存在的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角色或身份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同时也使身份之后的存在领域难以相互分离.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彼此的互动.     

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观之辨

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问题之一,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追问是否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其二,如果存在基本问题,是否仍然被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解哲学基本问题,首先要把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观的关系厘清,两者之间的思辨关系表现为:哲学观被表征在哲学理念之中,而任何哲学的哲学理念和解释原则都是在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任何一种哲学观在本质上表征了哲学最高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追问“物之物性”的历史性道路——海德格尔《物的追问》中“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切入点

1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一书中开篇指出,物是什么这一问题既是古老的,却又是根本没有被完全触及和回答的新问题。①所以说是古老的,是因为这一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被提出来,并奠定了迄今一直作为主流哲学对此问题回答的基本理念。康德和黑格尔甚至都没有偏离古希腊哲学家对物之物性的追问方式。而所以说这一问题又是新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和日常经验虽然关注物是什么,但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的实质。因为在自然科学和日常经验当中,物是什么根本不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日常经验和科学在物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进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从《所罗门之歌》看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自在”与“自觉”

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通过描写梅肯·戴德一家三代人所追求的不同生存方式,展示了美国黑人寻找其民族文化的艰难历程.在对白人文化的完全摒弃和吸收都无助于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时,莫里森意识到,黑白两种文化的冲突必然会导致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文化是民族在对应生境中的创造物,美国黑人在经历了三百年的族际演化后,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其民族文化必然是基于其黑人性和美国性的一种全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