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粤人出洋游记中的异域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迂曲波折。晚清处于东西方接触前沿的广东知识分子离开故国出走西洋或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出洋粤人经历了从现代文明的观察者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者的角色转换,也历经了对现代文明由怀疑抗拒到主动接受学习的心理嬗变过程。晚清粤人的出洋游记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处于转型期的广东知识分子在书写中还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意识,但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对于儒家传统表现出的是极大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广东知识分子的出洋游记以及他们在书写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论清初“新士人”在明清政治文化承接中的重要作用

“新士人”是指出生于明末清初，未曾入仕于明朝而为清廷效力的新的士人群体。他们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饱尝了民间疾苦，继承了明末士人的文化理念，并萌生了拯世救人的志向，在清朝士而人仕，他们的出现使清初文化风气为之一变，由哀怨凄厉转为平和中允、清明广大，更为盛世文人的华丽出场作好了铺垫。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宋代的走马承受公事探究

北宋实行重文抑武政策,从设官任职上构建起一套互相牵制的网络,以控制各方大员。走马承受公事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枚政治棋子,它针对诸路守将精心设置,虽然其名义上是随军承受奏报文书而已,但实质上为皇帝"耳目所寄",负有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警动态、州郡不法等大权。他们的存在,有力地强化了中央集权,有效地联结了皇帝和地方官员的关系,促进了地方行政系统的稳定。但到后来,随着走马承受权力涉足面的扩大,其任职人私欲的膨胀以及自身素质的缺憾,走马承受最终也难逃被废罢的命运。     

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中蕴涵着西方文化多种形态的要素。本文通过明清之际教堂建筑在“东方梵蒂冈”澳门的登陆、教堂文化中的洋乐和洋画、教堂文化中的钟和酒制作技术等的分析 ,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 ,最先在那里登陆的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同时也是展示西方知识的最直观的一个窗口。教堂文化不仅给岭南人带来了西方的艺术和民俗景观 ,而且也成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岭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 ,后来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 ,而沿着交通线推向了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 ;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等在北京扎下了根 ,为清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试论清代四川南华宫的社会活动

六祖慧能生于广东，逝于广东，因始创禅宗南宗而名声远扬。由唐至清，六祖在广东人心目中，已由宗教领袖而演变成地方神。清代四川出现大量崇拜六祖的南华宫即是明证。四川南华宫实质上是清代广东移民入川后修建的以六祖祭祀为纽带凝聚乡情的移民会馆。清代南华宫分布于四川的９２个州县厅内，数量达３００所左右。南华宫有自己的组织管理系统与相当大的经济基础，来保证其有序地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其主要通过举办祭祀六祖的庙会、兴办学校和参与地方事务等社会活动来不断提高和加强广东移民的地位。而这些活动也在巴蜀地区传播了岭南文化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康德与孔子道德形而上学比较

康德和孔子是东西方杰出的哲学家，而道德形而上学都是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两人都是道德自律论者，在个人的层面上反对道德幸福论。当面对德福的“二律背反”时，康德引进了“上帝”等三个公设予以说明和保证，而孔子引进了“天”的概念，恰恰也就形成或代表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超越途径康德所代表的是以“上帝”为解救自我的外在超越(超绝)之路，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却是天人相贯、自我解救的内在超越途径。     

清代中国饮食文化西传的内容及途径

清代是中国饮食文化向西方国家交流、传播的重要时期.它继承了先秦到元明以来中国饮食文化西传的传统,但其传播途径丰富多样,主要包括来华的西方人士传播、赴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士传播和中西方的商贸展览等三个方面.同时,传播内容更加直观和形象,不仅有食物原料与餐饮器具、饮食习俗与礼仪,还有众多的中国菜点及制法等.     

阿Q:堂·吉诃德的陷阱──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吉诃德及其反思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献辞里说：“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①,“最急着等他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②。这诚然可以理解为一个自负的玩笑或玩笑的自负,但仔细玩味来,这玩笑或自负的底下似乎还藏着塞万提斯对一个遥远的东方民族的期待。而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历史真能给老成持重的中国人和他的温柔敦厚的文化一次机会,让他们及时目睹到这位来自西方蛮灾民族的怪物,领略一下吉诃德在无物之阵中四面出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生命历程．他们会发出怎样的笑声？笑过之余又将作何感想？是惊异于西洋人的幼…     

解读晋商的新视角——读李永福新著《另眼看晋商》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永福先生在其新著《另眼看晋商》一书的《绪论》中说：“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文明的逻辑结果，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产物。有关专家认为，希腊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面向自然，维护理性”（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前言》），即以理性的方式研究自然界。研究自然当然是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到了中世纪，西方人的主要兴趣似乎由研究自然界转向了研究人自身。但还是以理性的方式，而且以改造人的自然为宗旨。以致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批评说：“他们对于普通的感觉似乎已经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简直像灵魂已经离开他们的肉体到别处去了”（爱拉斯漠《愚神颂》）。于是西方人又…     

明末清初的岭南佛寺与中外交通——以广州光孝寺和韶州南华寺为中心

明末清初的近百年间,即16—17世纪,乃西方所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势力抵达中国南部沿海,紧随其后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从而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交往与冲突的序幕。明季伊始,"西洋"逐渐代替"西域"成为中西交通的主体,南海道上,来自欧罗巴的"西洋"人逐渐取代来自印度、阿拉伯的"西域"人而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对手,维持了千余年的朝贡贸易体系开始遭到西方契约贸易体系的不断撞击。岭南佛教寺院在这场"西风变换"的转折时期,扮演了某种微妙的角色:最初来华的传教士被广东地方官员视为出家僧人而安置于寺院之中;而来穗贸易、朝贡的西方商贾和使臣,虽与宗教或僧人无涉,也往往被安置于佛寺之中。这一有趣现象,反映了岭南海峤之地在中外交通中的特殊地位、朝廷对外交通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地方官员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种种因缘巧合,遂使唐宋以后本已淡出中西交通主流的岭南佛寺再次成为对外交往的前沿,成为广东地方官员与来华洋人交往、周旋的中介和缓冲,见证了一系列中西交通的历史事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有案可稽却又不太引人注目的精彩一笔。     

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处理伊斯兰教问题的政策策略

一般认为，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到元代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到清代基本实现中国化。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历代封建政权都十分重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有：怀柔抚纳以收其心；输出儒学以谙教化；笼络上层以回制回；专设机构加强管理。这些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伊斯兰教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

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试论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他们 在平定商团,消灭杨、刘滇桂军,两次东征的战斗中,曾密切合作使黄埔军校从五百人发 展到威震广东的第一军,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始终有着矛盾和斗 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最后分道扬镳。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韦纳的归因训练理论模式及其实施

归因训练在近年来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界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 ,它为人类行为的控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并广泛地应用到心理现象研究的各个领域。韦纳的归因训练模式主要将期望的和不期望的成败结果归因于动机和情绪 ,其应用主要集中在成就范围内 ;综合西方有关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在学校情景中实施归因训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选择对象 ,教育干预和效果测量     

编者的话

这个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不少文明样式，近五百年来却被地中海一西欧一北大西洋的文明传统扫荡殆尽。于是西方文明已走和要走的路，便理所当然成为了全体地球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路线图，这样也就有了“纵”的文明史观。但西方文明其害也大，其弊也深，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人，都对那条路线的前景忧心忡忡，希望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以这样的眼神张望世界各处的历史，便又有了“横”的文明史观。平心说，两种文明史观都有独到和未到之处，只有取长补短而不是各执一端，才可能对人类的过去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对人娄的臬臬做出委积极的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