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现实需要、发展基础和优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发展与中国动力嫁接的支点,是带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增长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面临三重挑战:"一国两制"背景下区域社会治理差异、文化旅游资源与文化旅游经济发展错位、文化价值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路径的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从治理机制、数据平台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完善多层次产业协同治理;推动文化旅游与生态、技术等要素深度融合,宽领域发展文化旅游新业态;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全方位参与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加快文化旅游职业教育、前沿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港澳青年交往活络化。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因循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的特点和水污染治理的不足之处,不难发现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沟通为基础,谋求技术规范、执法和监测等层面的协作,形成系统的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完备的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立足于大湾区水污染状况,要求加强政府行政协作能力与建立政府间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完善水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与区域环境信息法律机制,实现湾区绿色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复杂性与行为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粤港澳三地不同的规则、标准等相互交叠和嵌套，构成了制度复杂性的基本图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粤港澳三地如何推进现有规则相互衔接，受到日益关注。自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合作案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一体化、行政协作等领域。但是，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的关联机制、管理系统仍不明晰，由此引发制度协调的复杂性，产生负外部效应。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具有制度多样性、多中心性、嵌套性等复杂性特征，同时还存在区域治理架构、规则体系、地方政府合作意愿等碎片化带来的复杂性挑战。实现粤港澳三地制度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需要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跨制度治理复合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成熟程度，深化国家统筹与地方对接的关系；基于衔接项目的不同类型，推动制度的分层建构；基于能力的复合性，推进制度的相互学习；基于对接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制度的先行先试效能。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的法治理念及其实践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区域之一,中央政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全方位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与金融开放创新,同时又在大湾区构建横琴、前海、南沙三个战略性合作平台,为金融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强有力支点。然而,“一国两制三法域”特殊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要素流动机制、金融市场服务规则、金融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差异,迟滞了大湾区金融市场衔接进度。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法治理念是“一国两制”的丰富实践,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整体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引擎。该法治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国际一流湾区为目标,承担大湾区互联互通且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艰巨使命,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此,应重视顶层制度理念设计、开拓深层金融开放机制、促进跨境贸易与投融资、建设可联通金融基础设施、破除金融数据流通壁垒,方能顺利实践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法治理念。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与动力支撑点,承载着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功能;同时,也是国家借助港澳国际窗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探索,是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构建"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平台的重要区域支点;此外,也是构建港澳经济长远发展动力,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达致港澳长远繁荣稳定和凝聚港澳向心力的重要措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合作基础,但要达致建设目标与战略价值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内,按照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实现要素便捷流通、资源高效配置和产业协同效应,这涉及到如何突破跨境行政壁垒和体制束缚,也面临着如何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协同有序发展,如何完善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吸引国际高端资源集聚湾区,如何消弭经济融合对多元主体的不同影响,都对三地政府跨境治理带来很大挑战,是中国探索参与全球治理的"试验田"。     

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与市场一体化建设

“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处于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三种货币的独特制度环境,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在粤港澳三地呈现非对称流动特征。港澳市场上的非原产地商品进入内地受到关税限制,内地人员进入港澳相对受到更严格的出入境管控,港澳资金进出内地受限,内地更为强调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厘清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理解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底层成因,辩证看待非对称要素流动与一体化的关系,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可从提高要素密度、缩短流动距离、减少市场分割和促进机制联动四个方面,促使要素更为便捷地流动,为构建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经验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跨法域商标法律制度协调研究——以欧盟商标制度为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同时带来了商标法律制度冲突。在“一国两制”现状下,粤港澳大湾区商标制度之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都自成体系且相互独立,但商标权利人商标跨域保护的现实性、消费者对商标显著性认知的地域性突破等,都客观地需要跨法域的商标法律制度协作机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两个深合区建设相匹配。欧盟有着世界范围内较成熟的跨法域商标法律制度协调机制,且从中国目前不同法域制度协调的背景和基础来看,具有一定借鉴的可能性。文章在对欧盟跨法域商标法律协调制度检视的基础上,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商标协调制度对欧盟经验的可能借鉴。     

基于新增组织机构视角的科技文化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为例

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在全省以及全国的功能定位,研究人员以广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数据,研究分析广州近年来组织机构数量的总体变化、各行业组织机构的注册登记情况及在各区域的分布变化。重点剖析近年来广州文化及相关产业、科技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业态发展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力求不断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粤港澳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策略

推动粤港澳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以及建设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举措。粤港澳城市群是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广府文化、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汇聚地,近年来文化产业持续稳步发展并初步形成分梯队的产业格局,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推进,粤港澳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在产品、品牌和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文旅融合政策力度不足、区域协调联动乏力、产品同质现象严重和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可从五个方面推动粤港澳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包括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建立文旅融合区域协调机制、利用文化特色创新文旅产品、培养引进文旅融合专门人才和借助科技打造智慧文旅系统。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制度建构、治理效能与路径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大气污染治理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大气污染治理机制，涵盖政府各主体间、政府和市场主体间、政府和社会主体互动三个维度，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标准指标、监管措施、责任追究等制度安排实现大气污染的有效防治，在提高空气质量、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当前大气污染治理中依旧存在制度执行力不足、数据公开透明度不高、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挑战。因此未来应从加强制度创新和完善、强化数据监测和信息披露以及促进区域协作和协同治理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持续改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

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机制,有区域行政协议、区域性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五种。在国家与社会维度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是一个行为法问题,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依据是宪法第15条,内容的合法性在于遵循区域平等原则,程序的合法性在于公众参与。其中,区域平等源自公民个人的平等权,既约束国家对不同区域公民的公权力行为,又约束不同区域政府机关间的行为;公众参与在区域治理中具有更丰富的特点,既是促进区域平等的途径,又是在行政内部机制失灵时推动制度运行的动力机制。在国家组织系统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是一个组织法问题。其中,区域行政指导和区域行政规划,实践了宪法和组织法上规定的领导,蕴含着领导事项、领导方式和领导区域等要素。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人大的作用应在各方支持下按照政府治理的要求予以加强,以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民意基础。各地开发区管委会的设立并非都具合法性,其职权中不得包括行政强制措施权、冻结和拍卖权以及有关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行政区政府机关之间的主要合作机制是区域行政协议。它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和对市场主体的尊重,它对缔约主体的约束力有赖于缔约各方的诚实信用。     

基于空间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关系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整合与协同发展,各城市之间如何打破机制体制障碍,形成更加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关系,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本文从区域空间关联的角度,运用城市流模型和欧式距离法分别从产业协作和要素流动维度分析湾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以分析湾区经济发展的平衡、协同与联系。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作性不高,空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且各城市间的城市流强度差距悬殊,城市发展较不平衡。此外,湾区要素流动及匹配效率不高,整体上呈较强的竞争型区域空间关系,城市间发展协同性不强。基于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平衡、协同发展,使其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合理、经济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联合体。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探索“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积极促进互补型城市间的高效合作,并发挥其示范作用,以及通过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推动地区间构建互补合作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机遇与进路

运用文献资料、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的机遇与进路进行探究。研究认为,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的机遇：缓解制度差异带来的发展约束;推动深层次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合作;培育体育产业绿色发展引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发展开放格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提出以创新为出发点：理念创新与机制创新双向驱动;以协调为切入点：推动大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发挥联动效应;以绿色为支撑点：坚持绿色引领,强化绿色支撑;以开放为落脚点：构建“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新格局;以共享为根本点：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资源共享平台的实践进路。     

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增长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呈现"分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于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交通运输量、信息强度四方面影响经济流的发展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亟须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聚集创新资源要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注入新鲜活力,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水平迈进.     

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及经济效应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5—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及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发现: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空间网络分布特征,港深穗的“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省会”组合是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联系的核心力量;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网络联系对各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联系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强化作用,而人力资本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和分布不均衡导致相应的调节作用尚不明显。相比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空间网络联系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建议构建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合作与联动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协作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在公共服务提供中,与政府路径、市场路径以及第三部门路径等三种传统模式相比,协作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具有更好的绩效。协作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受参与者结构、制度平台、动力机制、相互作用类型以及关键影响变量等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协作治理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具有一定的限度。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 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研究——基于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体育产业指标数据,结合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SNA),实证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模式。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体育产业综合质量及关联总量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空间非均衡性分布特征,城市间空间关联及空间溢出效应从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逐级递减;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呈现"双核心+次核心+边缘"格局,空间关联主要依赖港穗深澳4个城市的辐射和桥梁作用,未形成合理的梯度分布;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尚未形成与"珠中江""广佛肇""深莞惠"都市圈相匹配的凝聚子群。     

东西扶贫协作:贫困治理的上海模式和经验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扶贫协作体现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优越性。上海市在东西扶贫协作中探索出"三链联动"产业扶贫、职教联盟扶贫、平台驱动消费扶贫、组团式帮扶公共服务扶贫等模式,以及资源整合型社会动员机制。上海东西扶贫协作模式注重增强内生动力与发挥上海优势相结合,共性需求与当地特色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上海市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从最初的单项援助逐步迈向双向合作共赢的道路。2020年后上海市将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数据、人才要素优势,给产业扶贫注入新力量;消费扶贫从公益平台向综合价值平台转变;利用大数据和平台优势,促进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