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如何理解客观性：对象、意义和世界

阐释学的任务在于一方面需要拒斥海德格尔的强制阐释,但不拒斥精神的主动性;另一方面需要拒斥还原的强制阐释,但不拒斥精神的客观性。我们时代哲学阐释的核心任务,乃是在这两种强制阐释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既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又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性而非任意性,从而建立真正的阐释学。本文将从对象的客观性、意义的客观性,以及人与世界基本关系的客观性三个层次来捍卫阐释的客观性,就《再论强制阐释》中关于阐释对象的区分、整体主义的解释原则进行系统分析和讨论。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阐释的确定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与张江先生对话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探讨了阐释的确定性、整体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在具体论述强制阐释产生原因的过程中，此文显露出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此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分别赋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而后者是强制阐释泛化的主要诱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二分法，并提供了一种新型范式的确定性与可公度性。其二，此文以接受美学与读者理论为典型案例，论证后现代任意性的阐释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肆泛滥。这个例证本身却是漫画式的，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三，此文批评文学阐释与非文学阐释的淆乱为强制阐释推波助澜，断言文学的阐释目的是求取共鸣而无真假对错之分。这既简化了阐释的多重目的，又为任意性的强制阐释开启了理论之门。辨析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强制阐释的生成机理，找寻相应的解决路径。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论阐释学理论中的阐释者主体意识

本文从梳理鲁迅的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分析其阐释学理论中的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和操控手段等,指出鲁迅的阐释学理论与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阐释者操控意识,无论是“意译”策略中的改译、删译还是“直译”或“硬译”观关照下的“欧化”阐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蕴含其中,以达到其借阐释改造国人思想、语言和文化的目的.     

阐释学视阈下的汉语古籍英译

从汉字“心”在古籍中的英译入手,分析阐释学视角下的古籍英译问题,该视角在古籍英译中有一定应用性。古籍年代久远,从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的角度讨论阐释在古籍英译中的必要性;从阐释四步骤（信赖,侵入,吸收,补偿）的角度分析阐释翻译古籍的可能性与优越性。     

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

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其自在规定性和关系规定性。中国训诂学立足“语词之链”,着眼于文本的自在规定性，是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融合。它扎根语义本位，坚守确定性追求，秉持客观主义历史观，坚持在方法论范畴内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经典和指导思想，都没有重大的变化。这是故步自封，也是自我坚守，是理论缺陷，也是独特价值。西方阐释学立足“时间之流”,着眼于文本的关系规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实现方式。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学循环的深化过程，是关系规定性不断扩展的过程。西方阐释学把对关系规定性的关注贯彻到底，也把历史性和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导致了文本阐释活动中“物与人的彻底历史化”。对于西方阐释学而言，历史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造就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和阐释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立足中国资源，关注中国问题，尊重文化差异，强调世界眼光，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的成就与进展的同时，踏踏实实地汲取中国训诂学的精神、方法、理论和概念。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从儒家知识理念看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误区——对“强制阐释”现象的另一种反思

从根源上看，“强制阐释”现象是西方经验科学下的知识观念在人文学科领域无法获得普遍有效性的结果，经验知识在价值领域的无能为力使西方文学理论最终走向“强制阐释”的歧途。儒家知识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认识论的知识观念，它将“学”理解为个体的成长、体悟过程，所谓为学也即是个体完善自身道德素质、成就个性自我的途径。在这种知识理念之下所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感悟、体验特色。在当今文化语境下，这种指向人性本身的文学理论观念对于纠正西方认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学理论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形而上学家试图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之为何提供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在力求其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相拟合的同时，也会援引科学实践与科学结论来作为自己的预设或者佐证自己的立场。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强制阐释的框架内来审视，休谟式随附是一种强制（动机）阐释，其错误根源在于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必须是“还原”的。通过因果功能主义径路的指引，人们可以探寻哲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关于阐释论的提纲

阐释论是精神科学的存在论与方法论。阐释论确证：阐释是精神科学的存在形态与生产方式;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整体性、互生性;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相融相合。阐释论强调,在公共阐释空间,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相互作用,精神科学生产可信念为“真”,且最终为公共理性和实践检验的客观性知识;自然科学亦生产价值,与知识生产相契合,价值之真可确证。阐释论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科学面临革命性飞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度融合,为当代知识与价值生产创造新范式,阐释论应对此做出有效回应,并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提供观念框架与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