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仅表现为学理上的探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以及中国哲学对其自身历史与原理的解释。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互格义"以互为镜像为结果;第二阶段则是在理解与解释的前提下系统绍介、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准绳重新区分、整理、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建构学院化的现代中国哲学系统;第三阶段则是走出反向格义阶段,通过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新诠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对"格义"作为言"道"方式的反思

"格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方式,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反向格义"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不具历史的必然性,具体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它表现为一种言"道"方式.而把"格义"作为一种言"道"方式,其合理性是需要辩护的.     

关于能动司法的格义与反思

由最高人民法院所大力倡导和推行的"能动司法"理念,引起了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然而,"能动司法"这个概念本身在讨论者之间却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歧义认知和错位解读;许多论者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是实质同一或既有区别又有一致的同类概念。实际上,"能动司法"是我国"服务大局"这一特有政治—司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司法能动主义"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司法哲学,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客观意义上的直接关联,把两者视为同一或同类,是反向格义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确立尚缺乏一个认真的理论反思过程。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最近四十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研究队伍的规模和专业性上,都有足可道者。但是,也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有待解决。首先是不能融会贯通,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其次是往往只是在知识层面和信息层面上研究西方哲学,缺乏对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思考和把握。换言之,是对西方哲学知识的研究而非哲学的研究。最后,缺乏中国意识和中国视野,因而无法促进中国哲学本身的建设。     

“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反向格义”还是“主动化西”?——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问题

中国哲学的话语选择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中西话语差异。"反向格义"和"主动化西"是近代以来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的两种趋势。中国哲学的话语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讲好大众话、中国话和现实话,才能真正合理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国现实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     

阐释学视域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审视

“艺术终结论”向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但多数研究者都将“艺术终结论”视作黑格尔首先提出的命题。那么,在对特定文本阐释时探寻作者本意是否有一定的合法性？本体论阐释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分别以“伟大艺术终结”论和“艺术的过去特征”论来概括黑格尔美学的相关言论和思想。通过对读和细析黑格尔的文本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阐释可见,黑格尔本人并未提出过“艺术终结论”的命题。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概括和论述虽然都依托于本体论阐释学的框架,创造性地发挥着自己的见解,有意无意地偏离了黑格尔的本意;但在具体分析时则往往试图贴合黑格尔论述的原意。这一特殊的阐释学现象意味着,方法论阐释学寻找作者原意的主张并没有完全过时,在特定条件下能与本体论阐释学形成互补。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