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世界中的选择:纽康姆难题

本文讨论的是一个理性选择困境问题:纽康姆难题。纽康姆难题表面上提出了一个当两种选择原则冲突时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首先探讨了博弈论的解决方案,发现它并不能完满回答这个问题,而根源在于其背后的决策理论。进而分析了证据决策理论,指出其中存在的一项缺陷。然后从因果决策理论出发,根据共同因理论,给纽康姆难题一个形式化解答。但是纽康姆难题并不因此而完全平息,因而我们发现了纽康姆难题深处所蕴含的理性选择困境问题。我们转而关注诺齐克的视角: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选择的意义决定我们的选择。因此我们分析了决策价值,为理性选择提出一种可能的理论。     

论主观概率判断中的基础概率谬误

"基础概率谬误"是人们在进行主观概率判断时倾向于使用具体信息而忽略掉一般信息的现象。它可以解释很多情况下人们所做的主观概率判断和决策。它的提出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以贝叶斯定理为基础的决策理论的规范性研究方案,继而开始了决策理论的描述性研究,并提出了支持理论等重要理论成果。关于基础概率谬误产生的认知策略,主要有代表性启发策略、相关性原则、非因果基础概率原则等解释。但是,基础概率谬误并不就真的是"谬误",有时候这还是一种合理的决策方式。     

论新时期破解民生难题之生存价值、流动开放原则

破解民生难题的方法和途径很多,但本文从破解民生难题所依据和坚持的法则或标准角度,阐述了破解民生难题的两个原则:生存价值原则,人类平等生存的法则;流动、开放原则,现代化阶层结构的主要标准。要从根本上破解民生难题,就应紧紧把握住这两原则。     

论新时期破解民生难题之原则——惠及底层、收入分配最佳化原则

破解民生难题的方法和途径很多,但本文从破解民生难题所依据和坚持的法则或标准角度,阐述了破解民生难题的两个原则:惠及底层原则,民生政策是否有效的主要标准;收入分配最佳化原则,收入共享标准。要从根本上破解民生难题,首先就应紧紧把握住这两原则。     

论科学证据的两种概率解释

在科学证据研究中,存在＂正相关＂和＂高概率＂两种科学证据的概率定义。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能够比较清晰直观地解释科学证据的许多相关问题,如科学证据中的＂比较级＂和＂可接受性＂等。然而,两个定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正相关＂不是证据的充要条件,＂高概率＂也不足以使证据之为证据。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包括对象型和工具型两种类型。破解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司法难题,要严格依法取证固证,实现网络证据与现实证据以及传统取证方法与非传统方法“两结合”,利用高科技破解传统取证技术锁定犯罪证据及嫌疑人,利用金融系统的反洗钱网络,构筑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预警机制,以“侵害关联性”原则对属地管辖原则中的犯罪地加以限制,从实质上对素未谋面的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集团进行认定,运用间接证据印证多笔小额诈骗数额, 区别不同情况追究网络服务商的不作为刑事责任。     

贝叶斯确证模型与证据效用探析

贝叶斯确证逻辑是关于解释科学确证模式的概率逻辑理论。该理论较合理地描述了假说确证中证据效用的量化测度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较大局限性,因而引起了诸多论争。本文在考察贝叶斯模型及其论争基础上指出,对证据效用的准确把握,仅靠贝叶斯模型是不够的,它需要多种逻辑方法以及科学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当代归纳逻辑的认识论问题

当代归纳逻辑最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是归纳概率的认识论阐释问题。主要阐释有逻辑阐释、频率阐释、性向阐释和主观贝耶斯阐释。主观贝耶斯阐释因大弃赌定理可为其合理性辩护而占主导地位,但这种阐释目前不仅遭遇到对大弃赌论证本身的质疑,而且面临着它所致力的确证事业中的测度敏感性难题与旧证据难题。概率阐释的新趋向是回归客观主义。     

以部分后验概率表征后验概率是可行的吗?

斯特雷文斯用部分后验概率P(H/┐(H&A))(文中的Q(H))来表征和预计后验概率P(H/E)(文中的P+(H)),尝试为奎因-迪昂问题(Q-D)的解决以及特设性假设评价标准问题提供一种客观贝叶斯主义方案。这一方案是否可行的关键是P(E/H&┐A)/P(E/┐(H&A))=1+ε是否是可满足的。斯特雷文斯揭示出在重要的Q-D情况(文中的情况3)下,该条件是可满足的。笔者通过对斯特雷文斯方案的分析,进一步回应费特尔森等对此方案的质疑,认为此方案是基本可行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则是独立性假设的合理性问题。     

贝叶斯归纳推理模型发展述评

传统关于归纳推理理论模型的研究或者关注推理理论，或者关注统计机制。而在此基础上，综合两种传统研究方法，建立在推理理论和统计机制基础上的贝叶斯模型是一种研究的发展；但每一个具体模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贝叶斯模型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全球环境正义如何可能

国际气候问题引发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度思考,全球环境正义理论正是环境伦理学面向这一实践难题和破解自身理论困境的逻辑产物;全球化为全球伦理和全球正义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而全球正义为全球环境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对全球气候问题的环境正义分析,为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环境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伦理责任和政治义务提供了有效的道德说明。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性、程序启动的艰难性、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及裁判程序的滞后性。故应从遏制刑讯、强化职权及尽早排除的原则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厘清和解决。对非法证据应做狭义理解,对它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应克服非法证据证明形式化及证明标准的虚化问题,严格掌握证明标准;确立独立前置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倡在庭前会议中解决非法证据的问题。     

贝叶斯方法和频率方法比较研究

频率学派和贝叶斯学派作为统计推理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方法,对于这两种对立的研究方式的站队选择显然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占有霸主地位的频率学派尽管是后来者,显然占有着优势的地位,而今年以来贝叶斯方法的复苏,重新向频率派发起挑战。文章从概率的产生作为开始,简单地介绍了统计的发展历程,并分别对这两种方法选择的实用、重要的可操作标准给予分析,认为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对两种方法的选择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     

公司信用风险研究的贝叶斯方法

作为一种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贝叶斯方法,在金融领域已经得到越来越重要的应用,包括了样本和非样本信息的统计方法。本文在结构模型框架下,应用贝叶斯方法考虑违约风险的先验信息和专家信息,估计Morton信用风险结构模型的参数,求出违约概率的后验估计,最后本文给出一个经验应用。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悖论与困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主要包括：打破“历史终结”谬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走出“亨廷顿悖论”,实现现代化腾飞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机结合;破解“文化危机”困境,实现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守正创新的有机结合;解决“依附发展”难题,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     

对口支援：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的创新实践

均衡发展是国家治理的主导原则和重要目标。当代中国，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治理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非均衡性特征，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困境。破解由单一制体制同超大规模的国家空间耦合导致的大国非均衡性难题，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探索出的一项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的创新成果。对口支援的有效运行与功能发挥有赖于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党领导下的党政分工合作体制，形成党和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耦合为对口支援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提供了“双重支撑”。作为打破空间壁垒限制，实现资源地理空间转移、重新配置以及跨界合作治理的创新实践，对口支援表现出汇集资源和协调发展的显著治理优势。对口支援在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的实践中，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空间适度均衡，兼顾了发展与平衡，推动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     

网络犯罪专门性问题流转的虚置与盘活——基于事实建构与技术审查的双重考量

网络犯罪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研判是制约证据裁判原则合理适用的重要因素。由于取证人员不充分取证，控辩双方低水平举证质证，法官形式化认证与技术性鉴真手段及文本缺失等现象泛滥，难以避免专门性问题在庭审流转中的虚置，进而影响司法正义的实现。以数据恢复与去重处理的电子数据相关专门性问题研判为实证对象，以判决书的技术性质证认证内容为研判素材，对四十六份裁判文书展开实证研究，可以对专门性问题研判乱象的阐释提供新的视角。我国可在事实建构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专人专事”的技术审查原则，借鉴多伯特规则中“法官参与”的要求，辅以技术鉴真与证据运用案例参考，以实现专门性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盘活。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其创新性源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及具体时代特征相结合。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突破,使其面临着马克思恩格斯等无法设想的一系列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所在。     

创建特色大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差异化思想表明,差异是事物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一思想为我们把握大学发展模式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是考察大学模式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方法。创建特色大学是尊重差异性规律的要求和体现。但在我国大学趋同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如何走出趋同化困境,创建特色大学是当前我国大学教育科学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实践证明,创建特色大学仅有技术上的创新难于奏效,需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差异化思想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进而具体化为新的方法论原则。     

认缴登记制下缴资难题破解的体系化进路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在推动中国公司制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实际缴资难题。该难题所折射出的制度困境主要体现在扩大股东出资自由但弱化了公司法人自治,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但虚化了资本维持原则,放松市场准入管制但缺失了内外有效监督。既有研究聚焦于回归原有制度、完善信息公示和加强责任追究等破解思路,其存在局限或实施障碍,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认缴登记制下的缴资难题和制度困境。注册资本制度所蕴含的彰显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资本自治话语权之功能应当通过加速到期制度以及内部催缴机制二分的体系化进路来实现。最新《公司法(修订草案)》沿此逻辑对二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依旧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应通过类型拓展、标准细化来完善加速到期制度;另一方面应通过厘清催缴内部机构主体、履行方式、责任形式来构建内部催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