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间”与“言文一致”：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

“回到民间”是五四前后新文学倡导者喊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与晚近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寻求“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学变革主张同声相应。就此而言,歌谣运动在北大的发生,虽是缘起于刘半农、沈尹默的一次“偶然”的雪后闲聊,但从参与其中的新文学家此前对民间文学的关注程度以及此后大约20年间歌谣运动持续发酵的状况来看,这种“偶然”实则暗合着文学革命的“必然”。而由歌谣运动引发的全国方言调查和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潜滋暗长的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形式论争”,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眼光向下”的民间立场。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其间一以贯之的对民间文学和民族语言形式等的重视,正是新文学要求“回到民间”和寻求“言文一致”的表征。     

论黎族歌谣

黎族地区素有歌海之称,广大黎族人民善于创作民歌,喜于吟唱民歌。《论黎族歌谣》一文,对黎族的劳动歌、革命歌谣和情歌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赣南、闽西客家歌谣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本文从历史学、文艺学与客家学的角度,探讨了赣南、闽西客家山歌的现代化进程问题。19世纪末客家诗人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拉开了中国歌谣学运动的序幕,从此客家山歌也被纳入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之中。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赣南、闽西等地的客家歌谣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成功地解决了苏维埃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外来文化、民间文化三者之间的贯通。但客家歌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内在叙述模式,使三元文化的交融合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动态格局,为我们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背景中展开民间歌谣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例证。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传统歌谣

中国传统歌谣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集体加工的方式逐渐萎缩,不等于中国传统歌谣消失,中国传统歌谣对中国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的影响是深远的。“美”与“刺”是中国传统民谣的两种基本表现手法,这两种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民谣中有所延续。中国传统歌谣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把西方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中国不应在全球化浪潮中丢掉其民族风格特征。     

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潮汕方言歌谣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一笔难得的人类文化遗产.以前此歌谣集和资料本存在着收集数量偏少,对象界定模糊,体式界定不清,用字不究、少有注释,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等问题.而明确歌谣结构形式,界定体式;采用合理方式选取歌谣,取舍有据;遵循用字原则,通过比较辨析,统一歌谣用字;运用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歌谣的注释以及按照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进行分类,这五方面是在对上千首歌谣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原则和方法.总之,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对歌谣进行收集整理,将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更有利于传承.     

现代新诗的歌谣化现象及其趋势

在现代新诗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形式与风格相对古典诗歌的定型化一直是其自身的重要问题之一。“歌谣化现象”作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现代新诗的各阶段进程中均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透过歌谣化现象在现代新诗史上的起伏,可以看出新诗艺术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此时,歌谣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已超出狭窄单一的研究视阈。     

近代歌谣:村妇生活的凭据——以江南为例

江南歌谣以民间-民众-乡村-妇女-地方-日常的粘着性可以成为村妇生活的凭据,但歌谣首先依循艺术理路:聚焦实际生活,着意渲染情感,凸显主要特征.对歌谣的史料学考量,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对话中进行.     

歌谣性质讨论与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实践意义(1917-1937)

歌谣学研究伴随新诗同时起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是在文学化与社会化,欧化与民间化交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20年代,歌谣学运动本着建设新文学的目的,认为歌谣是诗,是新诗可资借鉴的民间资源.30年代,新诗大众化推动歌谣学运动再次兴起,促使业已取得了独立诗学地位的自由主义诗派不得不从诗歌本体角度捍卫新诗的价值.两次歌谣性质讨论也进一步促进了新诗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新诗实践也证明了新诗歌谣化之不可能.     

从红色歌谣看苏区的社会变动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引起了苏维埃区域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在当时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红色歌谣,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是苏区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文以红色歌谣为着眼点和依据,分析了苏区社会变动的方向、性质和意义,以及苏区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变动的态度,同时说明了红色歌谣的意义、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     

红色歌谣与旅游应用

红色歌谣是研究近代革命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它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今天,它也是重要的非物质化的旅游资源。本文分析了红色歌谣的历史、教育、审美价值,红色歌谣在旅游应用中的地位与现状,对红色歌谣的旅游应用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模式。     

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研究

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出版物的繁复性和受众的普及性,为抗战歌谣的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抗战歌谣成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抗战救国”舆论的宣传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歌谣与诗歌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受到战争的巨大冲击,包括歌谣、诗歌在内的文学形式的常规发展路径被外力粗暴阻断。"歌谣体"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体应运而生。由于在主题、内容、情感、创作手法、修辞技巧、语言表达、创作主体等方面都难以区分谁是歌谣、谁是诗歌,从而导致抗战诗歌与抗战歌谣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使二者具有"杂糅关系"。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的传承——以《更乐民间轶事》为个案

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孕育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民间文学又是村落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传承村落文化重要载体。而这两者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都受到了冲击,呈现出走向没落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村落生活空间的深入发掘成为必要,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状态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更乐民间轶事》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个案,它体现出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创作的密切关系,又呈现了当代民间歌谣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以此为个案,为当下的村落文化传承与民间歌谣创作提供合理的评价立场。     

抗战歌谣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

抗战歌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作品，而是特殊时期中华民族创造的历史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生命力的凝聚。抗战歌谣发出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民族心声，奏响了“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斗号角，激起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历史见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歌谣研究略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肇端于1918年2月,几经停顿延至抗战前夕的歌谣运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歌谣运动的发生,有赖于“五四”前后那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西方(包括苏俄)先进的文化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他们借助崭新的精神武装,不仅明察了民族的困境与危机,更看到了她的光明和未来,从而极大地激发起重振中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这一点构成歌谣运动深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呼唤和实践,促使觉醒了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决心从这里寻求民族文化变革、发展的新途径.这又形成来自文化自身的内在动因.这些条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得到集中体现.其时,以蔡元培为校长的北大已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新型学者教授,正以自觉的使命意识,为振兴中华、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呐喊.校园里充满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研究所、教授会、讲演会相继成立,空气十分活跃.在这种背景下,1918年2月,经蔡元培批准,由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刘复)、钱玄同、沈兼士“分任其事”的“歌谣征集处”宣告诞生.从此以北大为中心,掀起一场波及全国     

“诗体焦虑”与“歌谣身份”——论新诗“诗标准”的变动与歌谣文体身份的关系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诗标准的变动决定着歌谣修辞体式的自觉、歌谣与诗的辨析以及歌谣的文学化。对歌谣的文体身份和诗标准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认识。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香港早期新文学的历史演进

一、一种背反：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异质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这一运动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它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推动了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雄风对于当时的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几首诗，并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继鲁迅之后，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落。华生等，相继发表了白话文小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功地作了文学造像。然而，不要说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声势浩大、影响…     

学风种种

“评”《水浒》的年头,发生过一桩一般人也许还不曾留心到的“花边新闻”:姚文元控制的《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里面列举金圣叹的罪状之一是:“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查贯华堂本《水浒》,金圣叹不仅没有删去这首歌谣,而且还就这首白胜唱的歌谣发了一通赞妙的议论。虱子多了不咬人。金圣叹早就给清朝皇帝杀了头,给他多加一条罪状,金圣叹则是无所谓的。但它却透露出一个消息: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那作者根本用不着去看一看金圣叹腰斩过的《水浒》,尽可信口雌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怎样说就怎样说。这其实是那时的“标准学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四人帮”里头那些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大人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