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会计治理：本质、制度性话语权与我国的应对

全球会计治理是会计领域全球制度性公共物品创设与司法辖区内部会计治理对立统一的过程,其制度性话语权是实现全球治理价值和司法辖区会计治理利益的重要保障。“十一五”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逐步提出明确且日益深化的全球会计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建设要求,制度性话语权理论研究和构建实践不断深入,话语权战略需求持续增强。为扎实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球会计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建设,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和践行全球治理价值观、更清晰的话语权目标定位、更深入的双重会计治理互动、更明确的话语权构建原则以及顺应制度型开放需要更精准的话语权建设重点定位。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视阈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大国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客观上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够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视角审视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分配正义、维护合作对话机制,避免秩序转型时期的冲突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维护多边制度秩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

数字经济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内共识,目前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是要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力,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目前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最大的挑战,是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挑战,包括数字经济治理中合作治理能力亟需提高,经济主体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以及反垄断问题对数字经济治理的挑战。构建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注重战略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协同体系和评价体系。     

平潭综合实验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思考

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条件下的国家政策,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开放开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历史基础条件的局限,定位于由单一"管理"转向两岸"共同治理"全新范式的先行先试区的平潭,在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着法律制度建设、行政体制管理、公民社会培育等诸多迫切需要厘清与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平潭综合实验区存在的上述制约治理格局形成的因素,并参考借鉴域外治理案例,提出下一步平潭综合实验区应从两岸"共同治理"这一主旨出发,加快解决法律机制保障问题,调适行政管理体制并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而进行良好和有效治理,构建和谐美好的两岸共同家园。     

大国产业政策转型下的全球产业治理

全球产业治理是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之所以有单独研究的必要,是因为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新干预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国家隐性的产业政策不断显性化并加速转型,大国愈来愈重视产业政策安排和产业战略布局,大国间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以及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博弈不断加强。全球产业治理本质上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产业政策的协调和互动过程,由此形成共同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构建全球产业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在于从产业领域考察和拓展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提出中国加快产业政策转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政策协调的实施策略。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发展趋势与中国策略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转型。虽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疫情带来的国家和市场主体选择行为的变化,将加速昔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的终结,以多元化、慢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将开始登上舞台。同时,未来的全球治理在大国博弈下会发生权力、观念和制度的结构性重塑,呈现权力的多元化、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制度的碎片化趋势。中国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球化提供动能,推动与新型全球化相适应的全球治理的形成。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理解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国家治理经验与未来探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与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将各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汇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基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夯实制度基础。     

论区域府际合作治理与公法变革

区域府际合作治理日渐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促进区域合作之治理模式选择。其兴起与发展需要雄厚的公法理论支撑和完善的公法制度保障,从而对传统公法的价值理念、变迁路径、概念范畴、调整范围、规制方式、制度设计等带来冲击和挑战。公法必须通过完善核心价值体系、重构变迁路径和公权力配置制度、拓展公法范畴、健全公法规则体系等进行持续不断的回应性制度变革,以实现区域府际合作治理与公法的良性互动,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机理与战略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构筑有效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学界不仅深刻探讨了各国的宏微观经济政策问题,更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机制设计缺陷与问题。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霸权治理模式失调和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失控是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治理关键在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增强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这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且将是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演变的客观趋势。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层面必须进行创新。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争端治理、治理模式创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国际制度型塑和全球治理机制重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自生自发的。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政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责任政治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责任政治建设培育"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塑造有利于责任政治运行的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欧洲治理与体制一体化

通过强调治理与一体化之间的相互依赖,可以提出一种欧盟治理的新路径。欧盟治理不仅被欧盟政体的新生特质所决定,同时对国家和欧洲层级上的体制形成有重大影响。欧盟治理和体制相互构建的过程可能影响到成员国体制的一体化和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善治"可能威胁到既有国家制度的治理能力和民主质量。可以一种系统的方法评定欧盟治理何时、为何是成员国一致性的绊脚石,或是跨国家一体化的跳板。欧盟治理能够开拓跨越国家边境的政治空间,但在国家层级上.欧盟治理还没有造成任何明显的解体效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进入新阶段。总结梳理研究状况,对于深化关于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与实现路径、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创新发展等视角,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从中外治理差异性、制度论、本质论、价值论、目的论等角度,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从国家治理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增强制度自信与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价值观建设等角度,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今后,推进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应重点深化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方法、治理格局以及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成效等方面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兴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研究

近年来,全球化遭遇强大逆袭,单边主义盛行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僵化、扭曲、低效和赤字增多的境地。这固然跟全球性经济问题急剧增多和尖锐化有关,也跟原有多边治理体系渐趋软弱,新兴经济体制度性话语权偏低、治理潜能得不到正常发挥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灵有关。面对全球经济稳健持续发展对改善经济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以及新兴国家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为自身营造更佳外部制度环境的强烈需求,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着力调整权力结构,提升新兴国家赋权,增强治理的正当性、协调性和有效性等。其中,新兴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对于构建强劲有力、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新兴国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基本方向在于坚守多边治理宗旨,积极推动既有多边治理组织改革,积极倡建新的多边治理规则与平台机构,提高多边治理的引领力和贡献力等方面。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争夺全球治理主导权的博弈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新兴国家需要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争取把握主导权,以期实现全球善治和构建良好的国际秩序。     

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战略选择

新兴经济体的较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加速变革,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效率及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等事件带来的逆全球化冲击不仅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使贸易保护主义面临升温的风险。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遏制逆全球化趋势是中国的占优选择,应坚持深化对外开放,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应着力营造稳定的开放环境、努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提升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及话语权,同时力推自贸园区和"一带一路"建设。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舆论格局,给政府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种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仍然延续传统,即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距离。基于治理理论,政府除了保障言论自由以及与媒体进行互动传播之外,还要与舆论中的多元主体形成互动和对话关系。基于这种新型关系,推动舆情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前提下,培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多元主体,并用法律界定清晰的权责界限;以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外部的互动机制为重点,创新舆情治理机制;以互动为重点,打造舆情治理平台,创新舆情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