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文化的思考

"中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也是古老中华法系的"法统","和"是道之用,也是法之用。"和实生物"包含"和实生法"。从"中和"之道可以看到"中和"之法的三个特征:"中和"、"中正"、"时中"。从贵"和"之礼可以展现贵"和"之法的七个层面:道德与法律之"和"、法的天人之"和"、法统之"和"、实在法之"和"、综合为治之"和"、定罪量刑之"和"、法律生活之"和"。     

“理”之法意

中国人历来喜欢"讲理",中国古代就有"以理统法"之说,情理、道理中包含了中国人的法意识、法观念,"讲理"之风,一直是中国人的法律生活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中国讲的理,从来都不是西方式的形式理性;历史上的中国法律理性,也不是有如机械般可以计算的法律理性。与西方形式理性化的法理学不同,中国人的"法理化"包括了天道神性(道)、社会理性(理)、国家理性(法)三个部分,包括了道、理、法三个部分。由道而生理,由理而生法,因此作者称之为"道法学"或者"理法学"。     

“ 回旋” 与“ 复” 之概念辨析

西方文化中的"回旋"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复"概念均指涉一种以反复为基础的演化方式,且都兼具"循环"和"转变"两层含义。"回旋"指事物基于保留核心元素之上的一种反复式演化方式。18世纪以来,"回旋"的内涵逐渐由"循环"之义向"转变"的生成性意义转变,以差异对抗同一,构成了对线性发展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复"既揭示了一种周而复始的自然运行规律,也涵盖了个人修身、君王理政等处世之道。"回旋"与"复"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前者着眼于自然或社会现象的阐析,后者则具有引人向善的伦理道德功能;前者注重以批判立场反思现有观念,建立起概念间的对立关系,后者则关注事物的互相转化与交融。     

老子之“道”与现代科学

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新兴的交叉学科--复杂性科学面临诸多困境与悖论,似乎无法在守护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原子论"自然哲学的思想框架内找到"理论支点".而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老子所倡导的"道",则能够成为现时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倡明科学的未来."道"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道"之"有"" 无"契合现代科学.二是道之"自然""无为"倡明科学未来.     

精神、时间与道路——对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的一个解读

在"诗歌中的语言"这篇讲演中,海德格尔着重探讨了特拉克尔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据以进行诗意道说的那"独一之诗"的"位置"(Ort).这一"位置"被命名为"孤寂"(die Abgeschiedenheit)."孤寂"指的是"死者"、"异乡者"、"未出生者"等"离开者"的"已经离开状态"(Abgeschiedenheit).这种离开是向着更早的早先的离开,向着最初的开端的返回.这样一种离开和返回有其时机性:它发生在自己的时间.同时,这种返回也是"精神性的":它由"精神"所规定.而精神的本质又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开辟道路".关于"开辟道路"的思考把我们引向"道"(Tao),因为海德格尔在另一个文本中曾说道:"然而,'道'或许就是为一切开辟道路的道路,由之而来,我们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     

逻各斯和道对西方诗学和中国文论的不同影响

西方诗学在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理性逻辑话语系统.而作为中国思想和文论源头之一的"道",则不能对其进行概念性分析,只能通过直观、直觉式体悟去认知,这将中国文论引向了诗性言说,使得中国文论具有了追求自然真境与言外至味的审美品质,呈现出一种诗性特征.     

颠覆中心 消解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论的批判

从古希腊至20世纪初,西方意识形态一直是由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二元对立存在论所主导。人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存在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因而使得"主—客"二元对立观念无处不在。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克纳透过《八月之光》的光谱照显出了美国旧南方社会机体里一切弊病的深层病灶及其"病原体"——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衍生而来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成员之间所形成的不同形态的"主—客"群体结构对峙,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千年堡垒的根基,为西方文坛和思想文化领域构筑起了一幢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法律与道德的张力——兼论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内在困境

从亚里士多德将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到康德把法律作为道德之力有不逮的补充,体现出基于城邦群体的道德到基于个人意志的道德的转变,蕴含着法律去道德化和法律世俗化、法律科学化的内在逻辑,功利主义法学、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律的去道德化。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挑战之后,虽然法律的道德内涵重新被发掘出来或建构起来,但德性道德理论并未突破自身意志论的羁绊,现代西方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存在着紧张关系难以消除,以个人本位为预设的现代西方法哲学仍然面临困境。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限度——与陈金钊教授商榷

陈金钊教授倡言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对抗当下我国过于强大的政治修辞、道德修辞。该观点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论述的"法律修辞"是一个歧义性概念:把法律作为言语论辩技巧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混淆了法律思维本身与对法律思维的表达;把法律作为论证模式、为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说服力的论证修辞,赋予了法律修辞太高的期待。法律修辞或然性推理的逻辑基础、达成主体间合意的路径以及可接受性的评价标准的特点,理论上是对经典法治的反动,实践中因为法律修辞的泛化和滥用而具有背离法治目标的倾向。因此,法律修辞只能是辅助性的法律方法。法律修辞的限度是逻辑,只有将法律修辞限制于逻辑范围,在合理(逻辑)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可接受性才有意义,过度地强调可接受性很有可能将法治导入歧途。     

论《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并用

《春秋》决狱这一汉代出现的特殊审判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上虽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其在审判活动中立足于儒家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法理解释、以及作为儒法结合的标志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后世发展方向、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吗——关于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考之二

民族象征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或者徽号,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具有广泛认同,深入人心,突显民族精神和独有或特别的特征。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体。龙虽然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但还不足以成为全中华民族的象征。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团结更应该强调认同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本真精神再解读

基于思想生成视野把握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是呈现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哲学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超越传统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进而真正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也是人们把握历史、人的本质、分工、市民社会、资本以及自由等其他马克思哲学重要范畴的前提，而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历史过程。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民间宗教的语言与城镇化农村治理——以妈祖信仰为例

民间宗教的语言主要通过它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在城镇化农村中,民间宗教的符号系统构建了一套隐性的、非正式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为农民向市民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对城镇化农村的发展稳定,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当然它的过度发展则容易形成特定利益集团,可能控制村民精神,对城镇化农村的正式权威产生挑战,从而影响农村稳定。妈祖信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确处理民间宗教的语言与城镇化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还有利于农村的和谐治理。     

关于隐性采访与新闻侵权的法律探讨

隐性采访不仅能真实地采访到用公开方式难以获得的新闻素材 ,将社会丑恶现象曝光 ,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需要 ,充分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然而随着隐性采访的增加 ,新闻纠纷与新闻诉讼也随之增多 ,有的记者或因运用不当、或因滥用隐性采访而被告上法庭 ,甚至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因此 ,正确认识隐性采访 ,对其进行法理分析 ,把握好隐性采访的度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化力视域中西柏坡精神的弘扬

西柏坡精神是我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是新时期河北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如何把这一资源转化为文化力,使之成为一种可持续的优势资源,成为推动河北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河北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弘扬西柏坡精神,要从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文化力功能。     

骈文文体语言结构的语言文化心理探讨

骈文在南北朝时凝结为一个美文学的象征,其文体语言结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规范的仪式,也是一种情感的艺术形式,表征着汉字的"意"化特征和骈文"文"的属性以及中国文化精神,有其形式的自足和完满。这种文体语言结构同时受时代精神、时代情绪、社会审美风尚、诗性高涨的影响,从而凝结为一种士人文化精神的符号,使骈文逐渐走上诗化、非功利化和程式化,导致骈文不仅有一种不断追求语言新形式的动力,同时为其自我否定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形象——新的中国文化符号

毛泽东图像不仅是一种视觉符号,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主要是通过符号的图像化、文化的图像化和图像的形象化来体现的。毛泽东形象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在今天这个图像的时代,毛泽东形象是新的中国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象征,代表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醒、自信的精神。     

试论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

文学语言是语言进入文学这一领域后形成的言语变体，是主体为了追求语言的表情效果和关学效果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超脱和偏离的有意味的话语形式。诗性，是指人的精神的创造性。文学语言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符号体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性精神。研究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可以更加深入地透视文学语言的“人性化”、“感性化”的审美属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揭示文学语言美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