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主权漫议

本文从主权概念的起源谈起.法国人博丹在16世纪提出了主权概念.后来,主权概念发展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基础,并逐渐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如果说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在19世纪普及于全世界,那么,20世纪它们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在搞清楚主权概念和国际法的来龙去脉后,文章对台湾的主权归属进行了重点阐述.文章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因此,台湾属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有是无庸置疑的,而台湾主权的变更则必须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台湾单方面无权决定台湾主权的归属.文章最后指出了国际法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并认为自主权概念提出和国际法产生以后,世界秩序的维持就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以国际法为准则、以实力均势为保障的.     

论主权责任要素的确立

直到20世纪初,主权所体现的和强调的主要是权利(权力)内涵,而不具有多少责任内涵。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主权不仅意味着一种权利(权力),而且意味着一种责任。主权是一定条件下国际社会既存的共同规则约束下的产物,它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规则,主权应否内在地包含或承担责任取决于国际社会演化发展的客观力量和需要,而不是反过来由主权来决定自身的形态和内涵,这是主权作为历史和实践的概念的逻辑必然。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陈璧与清末交通利权回收运动

作为任期最长的趋新式人物,陈璧在邮传部尚书任上致力于交通领域尤其是铁路领域中的利权回收.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向后连锁影响,努力推进铁路材料--铁轨和枕木的国产化程度.二是通过借洋债、募公债、动用官款等多个途径,终得收回京汉路的控制权.三是在邮政、电政和航运领域里的利权回收,不过这些方面就其影响而言居于次要地位.利权回收运动,折射出来的是陈璧的现代主权意识."利权"一词是晚清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名词,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负责者之陈璧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及民意、舆论的强劲势头,使得收回利权成为这一时期舆论的主流和政府导向.     

企业民主论

一、从扩大自主权谈起我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当时的基本思路是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向企业放权,增强企业自身的经济活力.经过试点、推广的反复实践,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多年来我们一向把经济权力看成是所有制的归属关系,而所有制关系又决定着交换和分配关系.所有制既然还是原有的框架,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就难见显著成效.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后来又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体制,并一再强调给企业"松绑".与之相适应,又从利润分成制度过渡到"利改税"制度.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已经初步找到了公有制总体和独立分散的企业的衔接手段,试图建立一个内在运行机制.两权分离后,企业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少企业开始从     

“裁判员困境”与“第三方”入场——对第五种权力一种特性的剖析

新闻媒介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一个独立于立法、执法、司法之外的一种特殊权力,其存在保证了行政权力的透明公开和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网民群体的扩大,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或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既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等基本特征,又发挥着"第四种权力"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从而弥补"第四种权力"的先天不足.能够作为一种第三方意义上的"他者"而存在,是"第五种权力"独立于其他四种权力的鲜明标志.它避免了传统监察中"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的弊端,作为社会的"第三只眼睛",最大限度地监督权力运行,实施社会"纠错"功能.     

国家主权与信息依附问题

引言国家主权作为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最主要的内容是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自主。其主要特征是：对内作为政治统治的最高权力,具有强制性,它的意志国民必须执行;它不受任何其它权力的干预与限制,也不与其它权力平行,具有强烈...     

全球化进程中主权的让渡与回归的若干思考

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定位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民族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一切内外事务的固有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内部主权,即国家对内享有最高和最强的政治权威;二是外部主权,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平等的一员,享有独立自主权.国家主权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排他性.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维护自身最大利益为原则,一切决策和行为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一旦全部或部分地失去这些属性,国家主权就受到侵犯,国家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了.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回归"的论证日见声势,这不禁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     

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表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首先是一种政治理念,是对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基本定位;其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国家权力为人民享有,而不能归于敌人;再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人民应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意味着人民生活的高度自治化。要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要树立公民意识,二要改革选举制度,三要缩小行政扩大自治,四要以法制手段巩固民主成果。     

宪法学说史上之“国家”主权说

"国家"主权说是近代德国宪法学中与人民主权说、君主主权说相似的一种主权学说。国家有机体说、国家法律人格说和主权概念的流传是"国家"主权说产生的理论前提。"国家"主权说的哲学表达是由黑格尔完成的,在法学领域的阐述最早由布伦奇利提出,基尔克完成了该学说的经典表述。它也流行于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并对当时的立宪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主权说在宪法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调和了人民主权说和君主主权说的相互对立关系,并且至今仍为一些国家宪法采纳。不过,这种学说因内在的矛盾必然为人民主权说所取代。     

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以浙江台州椒江的地方性知识为例

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地方性知识表明,中共"常任制"改革现存三种困境: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弱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这是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把"主权"等政治哲学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中,有助于破解改革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从"人民主权"衍生出"党员主权",从"国家主权"衍生出"政党主权",探求推进"常任制"改革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建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之间结构性互动的法理框架.中共党代表大会是代议制的民主形态,实行"常任制"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党员主权"地位与"政党主权"地位的民主政治目标.     

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奈格里与阿甘本政治理论的不同基调

在理解生命政治和主权权力、制宪力和宪制权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上,虽然阿甘本和奈格里的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将传统政治的二元区分模式引向一个未分化的原初领域。但前者主要追随海德格尔,建基于以潜能和空无为形式的生命和存在模式,它们与主权权力不可分割,且总是与自身的不可能或非是相连,因而其本源结构内部必然携带着不可消除的自我否定性和缺失性根基;后者则力图激活斯宾诺莎,始终诉诸人类创构性力量的纯粹内在性与肯定性的存在和生命空间,它们通过自身的绝对充足性和自主性张力,彻底拒绝主权权力的超越秩序,完全消解政治规划中的任何否定性和消极性基调。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实质分歧源于彻底对立的存在模式和生命形式,而奈格里视域中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的激烈对抗则充分揭示了它们无法通约的根本原因。     

霍布斯主权学说初探

霍布斯的主权学说在现代政治哲学史上之所以一直饱受批判,是因为他赋予国家或主权者一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威。本文试图纠正对霍布斯主权学说的这一误解,并且同时指出,它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强调主权的绝对主义,而是在于对主权与契约之关系的表述过于含混,以至于陷入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因此,本文将立足于主权建立的具体过程,重新检讨霍布斯主权学说的基本原则和总体得失,并试图揭示出它对我们思考某些政治哲学问题的重要意义。     

“神意型”社会——黎族上古社会形态再探

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神意"性、生态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上古的黎族社会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神意"型社会的存在基础是母系制和母系文化;"神意"的发生背景是万物有灵论。"神意"是独立于任何人的神圣符号系统,不可亵渎,不可违背;巫术的存在服从于这个法则。     

从绅士阶层到“绅商”集团——论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力量

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中叶以后基于“华夷之辨”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的流转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     

再论人权

人权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人权是一种不断发展中的权利,由于受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国家的人权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关于人权问题,在国际上虽有一些共同性的规定,而就其本质来说,人权仍然是纯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主权问题。建立什么样的人权制度,实行什么样的人权政策,都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只能由本国主权来决定。主权高于人权,人权必须服从主权,这就是我们在处理人权问题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的权力关系比较

在组织以及组织的运行中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是,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常规组织是以组织自身的存在为导向的,是由岗位和职位所构成的一个等级控制体系,它的权力关系是存在于层级之间的,是附着于职位的,是一种命令与控制的权力。任务型组织是任务导向的组织,一切组织活动都从属于承担和完成任务的需要,在这里,组织职位是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权力与职位既相关联又以职位为前提。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权力,属于"专家权力"。所以,在任务型组织中,权力、知识与责任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质疑

许多同志认为,改革以后我国的基本经济关系即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认为"国家调节市场"内容含糊"市场引导企业"主体不当."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并非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简单描述. 1."国家"、"调节"、"市场"概念不清国家,作为主权身份代表的国家,主要行使其政治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社会生活,它和企业间的关系是为了保证作为主     

质疑“学术权力”:兼论和谐社会的另一层含义

从学术的本质特征上看,学术不具有以强制性、关系性、方向性、资源依赖性、工具性、动态性等为特征的权力可寄生的空间,因此学术无权力。但管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有权力,这是作为"后勤"或"联络装置"的权力。学术组织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是对社会领域本质特征及其作为的不正确理解,以及社会中某一领域的过分膨胀而导致的结果。因此必须保障各领域的核心价值并形成领域间的适当关系,这种适当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论社会主义资金“人格化”问题

学术界对社会主义资金运动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已作了不少研究,但是,关于社会主义资金在这些过程中的人格化问题,至今尚未有人认真讨论过.人们忽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在许多人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只有人格化为资本家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而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资金不能由个人意志支配,因而不存在人格化问题.经济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日益增大的自主权,企业正逐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一实践启发人们去思考社会主义资金的人格化问题.人们看到,旧体制之所以会有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弊病,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于社会主义资金未能找到独立的人格承担者,没有人格化地体现为具有独立意识和意志的人的自主行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和讨论社会主义资金人格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