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独生女相对资源优势与单独居住选择研究——基于苏州市吴中区的调查

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由于此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势必对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产生冲击。文章利用2006年苏州市20-29岁育龄妇女家庭户调查资料,建立已婚独生女资源优势变量,通过列联交互表与卡方检验的方法,判断资源优势与独生女单独居住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独生女单独居住与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呈显著负相关,与其经济资本优势呈正相关。夫妻间资本优势影响家庭权力分配,并影响到居住决策,且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影响力超过经济资本优势。鉴于此,本文提出“优势一选择”理论予以解释,认为独生女依据自己不同的比较资源优势,依次选择自己意愿的居住方式。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采用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现状”抽样调查数据,从子女和父母两个角度,分析了共同居住机会、独立居住资源、居住偏好以及身体状况等四类因素对三种居住安排的影响。父母的需要是决定其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在老年人尚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的需要也会对居住安排产生影响。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外出儿子的增加特别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外出儿子的存在使得父母与孙子女共同居住的机会显著增加。     

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分析--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文章使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2012）,分别从空间维度、人口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只与配偶同住”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未与子女同住老年人与其子女的空间距离存在城乡差异;与年龄增长相对应的丧偶概率的提高是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与儿子同住的老年人比例远高于与女儿同住的比例;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与居住安排存在相关性。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以上海、浙江、福建的调查为例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从社会转型出发构建的研究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思想观念和生命历程,思想观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互相制衡,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代际居住模式。本文利用"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思想观念转变对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提升。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都市化生活和受更高教育)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缩小。总体来说,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减少,家庭养老正因此面临着危机。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的跟踪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促使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发生变动并对家庭养老构成威胁,进而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构成冲击。本文使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进行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运用个体增长模型将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划分为主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深入剖析居住安排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跟踪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由居住在非主干家庭变动为主干家庭会使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显著衰退,居住在非隔代家庭变动为隔代家庭显著减缓了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而居住在非"空巢"家庭变动为"空巢"家庭对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衰退的减缓作用存在选择性;研究揭示了农村老年人所选择的居住安排是基于整体家庭客观需求并以全体家庭成员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做出的家庭决策,居住安排的不同会带来迥异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在中国独特的家庭养老背景下,居住安排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方面应引起高度重视,其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产生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居住安排对居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

经济社会和家庭结构双重转型导致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急剧变迁,正在动摇老年人传统照顾模式的文化与家庭基础,给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构建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居住安排———文化情境———精神健康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空巢老人而言,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网络家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水平都较高;居住安排———老年人精神健康关系受到居住地、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对中低龄老年人作用尤其明显。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和城市高龄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积极效应显著,而网络家庭主要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的初访数据,从现代化、人口转变和家庭的现实需求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安排。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区分了从夫居和从妻居。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从妻居的比例仍然明显低于从夫居;社会的现代化、夫妇双方的家庭人口特征和现实需求不仅对是否同住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显著影响从夫居和从妻居的选择。在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在当代中国,子女的需求对居住方式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现状及居住意愿。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老年空巢家庭数量不仅在城市大幅提高,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在老年人理想居住方式方面,能否自理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在生活可以自理时,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希望独居的比例较高;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城市老人希望到机构养老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提高。此外,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生活费来源等对养老的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情况究竟如何?笔者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的考察,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评价原则的探讨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的评价是社会养老保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 ,尽管各国都进行了许多有关的评价研究 ,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评价还没有较成熟的权威性量表 ,各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结合传统的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 ,以及老年人口的特点 ,探讨了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的思路和内容     

社会安全阀机制与贫富差距调适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一客观不争的社会事实。社会安全阀机制则起着调适贫富差距的作用,从而缓解了贫富差距所可能导致的利益和社会冲突,维持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立足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着重对现有社会安全阀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健全和完善相应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基础上消除较大的贫富差距。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Li of the Hai-nan Island]

Hai-nan Island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5,520,000, of which 85% belong to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13.4% to the Li ethnic group, and there are other small minorities. Since 1949, the population of Hai-nan Island has more than doubled, and a serious population problem exists. Among the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for the Li people in 1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Island has been very rapid for 2 reasons: 1)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moving in from other places, and 2) a high fertility rate among the Li people. In order to slow down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Island, the 1st step should be to slow dow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the Han people. The Li people live mainly in rural and poor areas, and their production level has been very low. In the past 30 years,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health care and livelihood of the Li people. Before 1949, the total number of Li people was only 300,000. By 1980, the Li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to more than 740,000, more than doubling the 1949 figure. Thi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has help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he Li people. On the average, each household in the Li autonomous region has 5.3 childre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eople, family planning is needed for the Li community.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having more children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change in the minds of the Li people. The policy of offering economic reward to those who follow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is working, and more work is needed to curb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论e时代的发展

e时代悄然而至,没有大革命的激昂,没有大萧条的阵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人关心e时代,讨论e时代,参与e时代的决策,不仅大有必要,大有可能,而且已是时代的必然。本文试图对e时代的缘起、趋势、物质基础和社会特征作一简要的描述。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

扶贫开发,经过七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返贫现象却十分严重。陕西省的返贫人口大致有五类,返贫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导致生态失衡、人口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偏低、人口产业结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结束了我国实施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本文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模型,以研究2016—2100年全面二孩政策下基本养老金收支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夫妇越多,养老统筹基金开始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相应地向后推移,处于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区间相应地缩小,并且,养老统筹基金的累计结余随之增加.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二孩生育比例处于10%—30%的低生育水平,在维持原财务状况不变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4.44%—17.75%;处于50%—70%的中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0.36%—12.10%;处于90%—100%的高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8.44%—9.01%.这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改善我国养老统筹基金的收支关系,缓解养老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但是该政策受到生育保障力度的影响.     

新农保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效应研究

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与"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相比,"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未能比"一刀切"补贴方式更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试点地区的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档次。本文利用引入新农保制度和政策信任程度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提高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及实现条件,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辽宁省调研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以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和财政补贴的边际补贴水平为条件,只有在较高的政策信任程度或较高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可能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     

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家官方网站的相关政策文件为样本,以政策支持农民养老为理念,以系统协调性为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农民养老政策系统不协调表现在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本政策系统与环境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