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伦理分析

主要从有利、尊重和公正等伦理原则出发，从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产生恶性杂草、物种单一性的危险三个方面，对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伦理分析，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伦理学上是得不到辩护的。     

伦理视域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风险评价

中国转基因水稻伦理风险评价可从社会伦理、生物伦理、环境伦理三个角度进行。社会伦理角度的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对社会政治、经济、饮食、宗教等方面的影响;生物伦理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技术,在其开发过程中对生物历史性、完整性、目的性方面的影响;环境伦理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对生物以及生态环境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存在违背环境伦理准则的情况。三者均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伦理难题。     

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安全管理的思考

转基因安全管理是转基因生物产业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安全管理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举措。根据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及技术支撑体系的现状,从转基因重大专项整体安全评价、抗虫抗病基因的整体规划、终止子技术应用等方面,强化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意识,加强转基因重大专项整体安全管理的全程监管力度;科学运用转基因的多样性和专化性,整体上避免转基因作物基因的单一性或多样性;强化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控制在转基因作物上广泛使用终止子技术。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带来的未知风险是人们非常担忧和关注的问题。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产业化的问题,认为从伦理学的道义论和后果论来考察其实质伦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辩护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理性。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重在程序伦理,即应该如何产业化。要建立一种合理的程序伦理,包括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评价的伦理原则,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审查机制,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综合效用评估机制,提高政府、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科学家与伦理学家的沟通和对话,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辩护

从1996年个别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规模化商业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迅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产业化、是否应该标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从伦理学的道义论和后果论来看,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即转基因作物可以产业化。因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应该由实质伦理转向程序伦理,建立一种合理的程序伦理,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与有效决策,并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的转向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质伦理主要是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是否应该做,而程序伦理重在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该如何做。在当前的境遇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应该由实质伦理转向程序伦理,这种转向有其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建立以伦理治理为核心的程序伦理,包括明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主体,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依据,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主要内容,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商谈伦理机制,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和有效决策,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伦理评价与政策透视———简评毛新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一书

转基因作物/食品的伦理问题和公共政策作为当代科技伦理与生命伦理学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受到政府、学者和公众的密切关注。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学、管理学尤其是哲学/伦理学层面则相对薄弱。毛新志教授的新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转基因作物/食品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方法借鉴。作者从事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的     

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争论综述

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作物不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环境风险;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作物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环境风险。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超级杂草,是否会产生超级害虫,是否会影响生物多样性,是否会产生二次生态影响等环境风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科学知识的有限性、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科学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问题上还没有定论。而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完善评价转基因技术环境风险的理论与方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环境风险应对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基于伦理学视野的转基因作物安全问题

转基因作物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伦理问题备受关注。笔者在分析了产生这些伦理问题的根源之后,提出了相应的伦理原则,以期指导转基因作物的伦理实践,从而保证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应用朝着有利于人类和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中美农业转基因作物标识之争——生物安全保障措施,还是“绿色贸易壁垒”?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 ,转基因作物可能对人体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为此 ,欧盟、日本等国家开始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强制性的标识制度。但由于标识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国际贸易的效果 ,因此也在各国间引发了一些争论。在此情况下 ,中国开始实行的标识制度也在中美转基因贸易问题上引起了争执。作者认为 ,如果中美无法通过协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它极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间的“定时炸弹”。     

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法律问题研究

转基因农作物是随着转基因技术运用到现代农业生产中而产生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世界上产业化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和其产量都呈一定增长趋势,但是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利弊却仍然是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所争论的一个焦点。文章试图从法律角度首先总结西方国家对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立法管理模式,进而分析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具体制度,从而对我国日后转基因产业化发展提供相关的法律支持或建议。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法治管理现状及对策——基于美国转基因稻米污染事件的分析

美国发生的转基因稻米LLRICE601污染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美国健全的法律制度，使该事件的处理具有完善的制度保证。我国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缺乏和执法不严的问题。我国应构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安全评价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救济赔偿制度，实现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标准探究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食品商业化种植以来,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快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商业化、是否应该标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问题。社会评价标准是进行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重要依据,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产量和质量相统一的标准、效率与公正相统一的标准、利益和责任相统一的标准。三个标准共同构筑了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标准体系。     

森林生物多样性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甘肃省迭部县为例

以甘肃省迭部县为例,综合运用Logistic回归和CVM两种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宗教信仰、职业、年均家庭收入、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了解程度等因素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运用CVM方法估算迭部县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年价值。结果表明：居民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存在一定的支付意愿;学生和个体工商业者以及无宗教信仰、年均收入较高、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了解程度较高的居民总体上支付意愿更强;迭部县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年评估价值在397296元／a～1732652元／a,平均支付意愿值为7．20元／a-31．40元／a。     

国际信息

转基因农作物是随着转基因技术运用到现代农业生产中而产生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世界上产业化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和其产量都呈一定增长趋势,但是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利弊却仍然是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所争论的一个焦点。文章试图从法律角度首先总结西方国家对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立法管理模式,进而分析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具体制度,从而对我国日后转基因产业化发展提供相关的法律支持或建议。     

儒家生物多样性智慧研究——“多”如何被自然容纳?

作为一种完整的自然现,儒家气论在说明本原之气可创造生物多样性之外,还必须要解答生物多样性又是如何被自然所容纳的.抑制生物数量过渡增长的毁灭作用、导致生物差异分化的竞争机制、令所有生物井然有序的先天规定性以及气形转化的物质循环理论都被儒家气论采取来解答这个问题.解答的过程和结果,都彰显着儒家的生物多样性智慧.     

生态文明语境下生物多样性法治的完善策略

生物多样性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中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存在“主流化”规范缺失、对生物安全保障回应不足等问题。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应基于生态发展观、生态协同观和生态合作观,实现多元价值协调,遵循整体主义的生物多样性法治路径,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为此,应充分利用环境法法典化的契机,推进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化;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健全和完善关键制度;健全协调机制,完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