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易成本角度看高校教师的懈怠行为

阐述了高校教师偷懒行为的存在,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原因,辨证地分析了高校教师偷懒行为的利弊,肯定了这种偷懒行为的存在对于弥补高校货币资金不足,满足教师闲暇报酬方面起到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提出了充分发挥利用偷懒行为,合理控制偷懒行为的方法。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思考

把研究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视点,放在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上,以期通过对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考察、相应的理论观点的分析以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践的分析,指出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应进行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些见解。     

国有企业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的思考

代理人有悖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会给委托人带来风险 ,这便是“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目前相当严重地存在于部分国有企业 ;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建立和健全与市场激励机制相配套的制度约束机制     

我国财政国库管理体制中激励相容制度的合理安排

文章联系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现行财政国库制度中,既存在确定的代理收益,也存在着一定的委托代理问题,并着重对委托代理问题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按照公共部门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国库制度本身特点做出合理制度安排的建议。     

构建富有效率的公司制度

文章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在公司制改造过程中,企业资产运作效率和发展能力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着眼于企业制度的整体优化;其中,企业产权制度、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产权激励是关键,笔者就此分析了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构建富有效率的公司制度的措施.     

论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主体的行为目标与行为取向 --兼论国有股权代表制度重构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委托代理理论为解决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和代理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矛盾提供了思路。而这一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 ,本文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主体行为目标与行为取向进行分析 ,并提出调整制度安排的建议     

技术创新制度激励的思想探源与政策分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 ,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 ,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在政府政策安排方面 ,必须从产权保护、公共采购、财政支持、科技发展、市场培育等角度对技术创新行为进行激励。     

激励陷阱及避免对策研究：兼论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应注意的问题

一个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要合理，也必须要公平，否则就会产生“激励陷阱”。本文探讨了“激励陷阱”的表现及其形成机理，并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避免激励陷阱的对策。     

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家行为是否合理 ,是影响企业正常运转的关键。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 ,才能使企业家的利益和企业有关各方的利益紧密相联 ,荣辱与共 ,使其行为趋于合理化。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使国有企业的种种“顽症”得以解决的重要措施。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措施     

董事长（党委书记）薪酬激励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二职合一”的国有企业

本文立足我国关于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由一人担任（简称“二职合一”）的部署要求,针对“二职合一”尚未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的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等理论,以薪酬激励这一典型的经济型激励方式为切入点,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董事长（党委书记）薪酬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二职合一”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且主要表现在地方国企和处于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性别和学历等背景特征能够显著调节董事长（党委书记）薪酬激励对“二职合一”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分类推进“二职合一”国有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薪酬激励,并将“以人为本”理念融入薪酬确定过程中,更加充分地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     

国企“放小”帕累托改进的微观制度分析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放小”这一政策 ,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微观制度效率给予了肯定 ,指出国企“放小”这一实施过程将对微观经济制度有—帕累托改进的提高 ,这一提高体现在政府、企业、市场每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本文的意义在于在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攻坚意义的今天 ,重申国企改革第六阶段的重要性     

激励政府：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是研究现代政府理论的一个有力工具。制度经济学是认为:人性的假设是激励政府的起点;公民与政府之间和政府机构与官员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或理论,存在着激励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必要性;而产权理论中的使用权、用益权、决策权、让渡权分析,则启示着政府对公共权力拥有“准产权”,存在着激励政府的途径:明确政府与市场界限、尊重私人产权,实现政区间的竞争,实行绩效评估,防治“败德”行为。     

股票期权在我国的实践及对策思考

股票期权这一在国外普遍流行的经营者激励机制 ,逐渐在我国一些企业中实施 ,从而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防止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稳定企业管理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何对我国股票期权实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 ,从而找出解决的具体对策 ,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及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导致国有企业经营绩效长期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处理好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问题。在现有既定的制度安排下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应该使国有企业经理获得与其人力资本价值相称的所有权收益 ,以此来激励经理们努力工作。     

石油企业工资制度的效益工资问题

针对石油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借鉴效率工资理论的原理，提出了完善石油企业工资制度应当做好的几点工作。分析了效率工资的内涵：生产率依赖于工资、职工都有偷懒的动机、职工的努力函数存在且是实际工资的单调增函数等基本假设条件，以及索罗模型和怠工模型等理论内容，探讨了目前石油企业所实行的“单位工资总量调控制度和岗位分类激励制度”的内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管理角度讨论了石油企业应用效益工资理论的问题，对完善中国石油企业工资的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命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拨改贷” ,“放权让利 ,”“承包制度” ,“转换经营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创新制度旨在通过成本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 ,转轨时期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残缺的债务债权关系使“公地悲剧”故事在信贷资金运行领域的凸现出来。创新制度的实行 ,并未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程符合创新制度供给者的主观模型 :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 ,同制度变迁前的情形一样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命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拨改贷”，“放权让利，”“承包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创新制度旨在通过成本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残缺的债务债权关系使“公地悲剧”故事在信贷资金运行领域的凸现出来。创新制度的实行，并未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程符合创新制度供给者的主观模型：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同制度变迁前的情形一样。     

基于不完全合约的企业内部互惠机制研究

在不完全劳动合约的条件下,雇员对其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发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他们会出现逃避责任、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为了减少雇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增强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及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互惠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互惠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潜在的机会主义者的行为约束,使那些具有潜在机会主义倾向的人表现出合作的态度或至少限制了他们的不合作。因此,企业在制度设计、不完全劳动合约的执行等方面不仅要关注企业雇员作为一个经济人对经济因素的考虑,还要关注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对于制度公平性和正义性的需求,而企业的正义和公平主要体现在雇主和雇员之间以及雇员之间存在的的互惠性上,只有这样的企业制度安排才能使雇员对激励兼容的博弈规则做出一个合理的激励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