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与实践

岭海时期的苏轼,在人生修养上已达到了天地境界。他通过对既往生活的反思,领悟到以往生活的无价值、无意义,从而建立了“思我无所思”的思维方式和“吾生本无待”的生活方式,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对生活只进行情感观照,实现了人生的审美化。这样的人生境界,对封建正统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贾谊论》“遗俗之累”注释商榷

苏轼《贾谊论》是一篇有名的人物论,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书”)与张之强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张书”)都在文选部分里收了这篇文章。《贾谊论》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王书对这句话仅注了一个“累”字,释为“忧虑”。张书则注得颇详细:“遗俗之累,指不同于世俗的毛病。‘遗俗’:与‘高世’句式相当,等于说‘遣世’,即‘离开世俗’,与世俗之人不一样。累:事相因致损。拖累、负担,这里指缺点、毛病。”张书既释“累”为“缺点、毛病”,则两书对“遗俗之累”的解释很显然是不同的。究竟应该怎样解释“遗俗之累”呢?考“遗俗之累”乃前人熟语,苏轼于此不过是     

说“理”——苏轼艺论探讨录之二

苏轼文艺理论的特色之一,是一个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概念范畴体系。在《“神”与“意”——苏轼艺论探讨录之一》(载一九八五年湘潭大学学报语言文学增刊)中,我们谈到,苏轼的“神”,通常是指作为观照描写对象的人和事物所特有的生命力和动态美。苏轼的“意”,则通常是指审美主体的包括思想、情感、意愿、气质、个性等等在内的整个心灵世界。在苏轼以前,还没有人象他那样,认定主体的“意”在创作过程中具有统摄一切的头等重要的作用;文艺作品,只不过是主体心灵的一种外化、物化形态而已。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作者主体可以随“心”所欲,一“意”孤行,而全然不需要客观的生活依据呢?不。苏轼是主张“寓意于物”、“意与境会”的。弥足珍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前人已经提出的这样一些笼统概括的命题上,而开始认识到,在“意”与“物”之间,在“意”与“境”之间,也就是说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有联结沟通二者,使之达到和谐统一的客观中介在;这个中介,就是他所谓的“理”。对苏轼的这个“理”,学术界的理解很不一致。本文试图把它放在历史的纵横坐标上加以考察,看看它的涵义究竟如何,应当怎样估计其理论价值。     

苏轼文艺审美理论六题

本文剖析六则苏轼提出的或加以新解的文艺审美命题,包括“辞达而已”、“从知到乐”、“随物赋形”、“反常合道”、“常形常理”、“跳开出场”等,可见出苏轼文艺审美理论思维的一些特点。     

淡远:散文意境的层深创构

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常常以“淡远”为极致,而散文意境所显现出来的审美功能,也就在“淡远”之趣中所作的最高灵境的启示上。这种意境的层深创构就在于它“能于浓重之中作淡远之想”(孙犁语)的民族审美趣味的积淀之中。综观中     

一朝综文千年凝锦——阮籍《咏怀》忧思录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是一很系统、很有序的组诗,归旨无它,只在“忧思”二字。“忧、思”二字在组诗里反映的情感程度是渐变的,即“忧”的情怀由第一首起的浓烈、沉郁开始,在逐渐地减淡,渐薄;而“思”的追问则在起初的无序、慌乱转为浓厚的玄思与有目的追寻。拙文将在阮氏的忧思历程里对其诗歌创作与哲学思考作一番剖析。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由“成竹在胸”说论苏轼的文艺创作观

苏轼的 “成竹在胸”说是其文艺创作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 本文以 “成竹在胸”说为枢纽, 联系苏轼的其他有关观点, 全面地探索了苏轼的文艺创作观。苏轼把 “随物赋形”与 “真”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审美追求, 包含了对中国优秀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对我国传统美学的探讨和今天的文艺美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

有一种意见认为:“词的时代内容的特征”就是表现“地主知识分子达到它顶峰时,便也开始了它的没落的情调”,而“苏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那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又有一种意见认为:从屈原以来,包括苏轼在内的大多数人之不与现实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都是“奴性人格”的表现,是“坐不稳奴隶地位”的悲哀。这两种意见来自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个体系都有不同程度的使人钦佩的地方,但他们对苏轼的评价,我则始终未敢苟同。苏轼元祐年间在杭州所作词,属于其词风发展的第三阶段,内容关涉出仕与隐退的矛盾,风格则豪雄气少,清旷情多,在整个苏轼词中并不算最昂扬的部分。然而就是这部分词,我们读后仍然感到它们不是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更不是坐不稳奴隶地位的悲歌,而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孤愤,是追求自我实现而受阻的心灵射出的不平之情的火花。     

论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学术资源上,它启示我们不能以日常时空意义上的“中西”、“新旧”来衡量。而它对美学研究的具体的学术启示则是：关学要面对本土现实进行存在论之思？要关注审美现象、艺术事实,要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要关怀社会现实。     

幽韵冷香的清空风致——姜白石词试探

姜白石词独诣之美,在于舒发灵心秀怀之思,极尽要眇馨逸之致。其以出于江西诗派的手笔匡救妩媚之气,用含蓄蕴藉以弥补粗犷嚣喧之风,凭硬笔高调独铸清劲、隽淡、峭拔之境,为前人词中所未有。其立意取向理趣,章法专主疏宕,诗意的空濛提供了回旋之余地,造成一种清空境界,“雾里看花”实为其魅力所在。从艺术美感而言,显示出清简、和永、秀洁的“中和之美”,乃“自有一家之风味”。在中国人文化心灵的发育史上,白石词代表了中国词人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成熟直至强化的一种过渡。     

寂寞夜空中一颗孤独的星——论韦应物的诗

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后人对他推崇备至:王世贞称赞“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乔亿惊叹“韦、柳既没,清音遂杳者五百余年”,“韦诗如峨嵋天半,高无与比”;苏轼慨叹“发秾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白居易感慨系之:“苏州与彭泽,与我不同时”……敬慕景仰之情无不溢于言表。前人喜爱韦诗大多是因为它的恬淡闲雅:“韦苏州至处,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其妙全在淡处,实无迹可求”;“一寄秾鲜于简淡之中”;“左司性清闲远,最近风雅,其恬淡之趣,不减陶靖节:……但是我们从韦苏州诗的“淡处”看到的不是“无迹”,而是伶俜的身影;从“简淡”中     

试论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文章在辨析审美及审美教育本质的基础上，指 出审美对于心理健全发展和人格提升 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前者，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它能沟通知与意、感性与理性，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最终达到心灵的和谐运动。对于后者，其重要性表现为它能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 的道德水平；使人产生“天人合一”感、社会归属感；最终形成一种“生产性”人格。     

陶渊明诗歌意境的美学风貌

陶渊明诗具有意境。但为什么不少具有意境的诗没有象陶诗那样打动人们的心灵呢?陶诗的意境有些什么特点,使它表现出如此的魅力呢? 明人胡应麟指出:“元亮得步兵之淡,而以趣为宗。”是否得阮籍之“淡”,姑置不论,但“以趣为宗”却点出了关键所在。清人温汝能也说:“陶诗多有真趣。”“趣”——这就是陶诗给予人们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它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     

试论苏轼"崇陶"的心理动因

苏轼"崇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有趣味、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深受北宋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注重理性、精神、道德重构,以及社会上"学陶"风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之外,尚有其内在的直接的心理动因:一是苏轼在人生困境中,经过人生反思,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而自觉"师范"陶渊明;二是苏轼对陶渊明疏朗淡远诗学境界的倾心推崇;三是苏轼艺术审美理想与陶渊明审美旨趣的高度契合.     

居安思危是至理名言——读苏轼《教战守策》引发的联想

据考,居安思危语出《左传·襄公十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后来,在《战国策》中有所提及,到了孟子那里,说的更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苏轼针对着面临西夏、契丹（辽）对宋朝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发表了25篇策论,其中就包括《教战守策》。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发挥了居安思危的思想。     

“感物“与艺术审美创造的可超越性

“感物”是指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感受 ,亦即创作主体对现实存在这一客体的感受。感物说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乐记》,“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 ,在六朝时渗透到艺术创作理论中 ,从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汉班固认为艺术创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西晋陆机提出“瞻万物而思纷”;梁刘勰认为“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唐李白也认为“哀怨起骚人”。宋苏轼主张“其神与万物交”、“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明宋濂认为 :“及夫物有触 ,心有所向 ,则…     

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苏轼不遇的性格原因探析

苏轼“道大难容 ,才高为累” ,一生凡九迁。其不遇之因 ,前人多有论述 ,　但大多注重从社会层面 ,从客观方面去探求。其实 ,苏轼不饰、不慎、不媚 ,“不合入时宜”的性格也是导致其不遇的重要原因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