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唐代夺情起复制度

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官员起复后,可以从事一般的公务活动,但遇朝集、庙祭等重大活动和私人生活方式上依然有很多禁忌。唐初到天宝年间,官员夺情起复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唐中后期,大多数效命于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都能遵守服纪制度的要求,守丧终制。夺情之制多在外官和部分事物官中实行。     

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

夺情起复是丁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高级政务官、军务官、地方亲民官以及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近臣.由于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制,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加剧党争.     

祛魅与超越“：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及破解之策

“：后真相”在网络空间的蔓延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通过对“后真相”语境的分析与本质探源,不难发现其困境主要表现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遭遇减蚀;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监管面临考验;西方社会思潮觊觎我国思想文化主阵地。破解“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困境需要采取多元化、系统化的措施,以及防、导、控、疏等综合性策略：倾听民众呼声,纾解各方因利益诉求纷争而引发的网络乱象;强化媒体监管,消除弥漫在网络空间中恢诡谲怪的价值观念;提升辨识能力,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批驳各种错误社会思潮。     

罢官潜居·被系诏狱·提学江西——李梦阳研究之四

弹劾"八虎"事件过后,李梦阳被罢官,潜居开封。后刘瑾发现奏章底稿出自梦阳,将其抓入京城,系诏狱,命在旦夕。幸亏友人康海挺身相救,才化险为夷。刘瑾垮台后,李梦阳起复,提学江西。他工作勤勉,四处奔波,并将自己的文字留在庐山脚下、赣水之滨。然而,空同子并不知道,这却是他仕宦生涯的最后辉煌。     

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

《尚书·武成》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由于此条记载的残酷性、反常识性,同时也与儒者对周制的推崇格格不入,所以历代学者多以考证的方法试图弥合。学者将精力更多集中在对"杵"的考证上,也有从"漂"字入手者,皆在试图找寻这一场景的合理性以及与周制的融洽性,但始终未能解决。事实上,牧野之战与商周时期的特定气候相关,与一场持续性的暴雨相关,也与周人临河布阵相关,最终才出现"血流漂杵"的特殊场景。廓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真实与思想价值之间的关系。     

“为之X”句式探略

本文探讨了古汉语中“为之x”句式的各种类型,并以此为根据,具体剖析了语法学界对这类句式的几种误解,指明了误解的原因,还对它的历史演变做了概括的分析。     

探解“钱学森之问”：教育问责制的视角

在解析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含义和功能的基础上,对教育问责制探解＂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教育问责制在确保政府及相关教育主体责任履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控制权力滥用、预防教育腐败,改善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和回应性等功能效应方面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可能;坚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的科学教育观,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人才选拔新途径的招生制度改革,以及让更多人对教育质量负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对教育问责制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可行性论证。     

对人性真相的揭示与还原--张爱玲作品意义再探

张爱玲的作品基本上围绕着人终究是臣服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展开的,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的命运这一主题进行思考,其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对人性真相的揭示与还原.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所揭示的人性真相是人跳不出饮食男女的圈子,摆脱不了情欲的支配,由于情欲的盲目性而必须忍受永恒的悲剧.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典型之债与非典型之债划分刍议

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为特定行为的具有相对性和财产性的民事法律关系,\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速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祏”字的“误解误用”及其考释

历代文献和辞书对“祏”字的释义多为“藏主石函”,事实上这一解释是对该字的误解误用。文章从字形、古音、文化背景等方面着手,证明“祏”的本义应为神主,同时将通过对“石室”一词的解释来揭示出现这种文献误解误用的原因。     

论离台内渡进士施士洁与台湾文坛的互动

1895年割台后,施士洁离台内渡,在台的交游仍很热络。征诗是施士洁与台湾文坛互动的平台;写序文、写启示、写碑记及应酬之作是施士洁与台湾文坛互动的桥梁。从中可看出施士洁在文坛一字千金,广为各界所珍爱;从施士洁与台湾文友的互动中,凸显施士洁在台湾文坛的领袖地位。     

新闻巨擘史量才的传媒观探析和启示

史量才是旧中国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他坚持“国格、报格、人格”,从事新闻事业。他具有独特、坚定、先进的传媒观,对我们今天的传媒业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论述了史量才传媒观的四个特点: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开拓精神和高度责任感,以及给我们的启示:循义以求利、注重媒介自律、全面发挥媒介功能、定位于市场自由人人格形态。     

石天河的诗风与诗学理论初探

本文试就《石天河文集》中的新旧诗与石天河的《广场诗学》 ,着重探讨其诗歌的艺术特点 ,及其在诗学理论建设方面“融合中西、纵横参照、化古生新、独辟蹊径”的思维模式与自主创新精神。     

论帝国的兴衰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帝国政治中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崩溃,帝国研究也被严重忽视。21世纪帝国研究再度受到关注,这既有弥补帝国研究不足的学术动因,但更有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动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例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最大热点之一。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中国是因和平而崛起,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提供了中国崛起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一直为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而不懈努力。中国是怎样崛起的?中国是以和平而崛起,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贯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平建设原则,体现了中国崛起有理有利的全新发展战略。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为和平而崛起,和平发展谱写了促进世界发展事业的崭新篇章,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激活世界经济"一盘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而又坚实的力量。     

论苏轼的人格魅力

苏轼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他崇高的人格魅力。苏轼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奋厉有当世志”。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事功，而是爱民和为直道而献身，处穷时仍不忘兼济天下之志。二是忠言谠论，直而不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三是超然物外，旷达乐观，身处逆境而能保持心境的安适，超脱于世俗的苦乐和生死之外，追求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四是和诗歌共有着生命。他对自己平生功业的评价表现出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他有“诗能穷人”的深切体验，却认同“诗穷而后工”的观念，自觉地在穷蹇的境遇中追求诗艺达到新的境界，表现出极可宝贵的气骨与诗胆。     

石公弼生卒年小考

石公弼在北宋大观年间官任御史中丞,连上章弹劾权奸蔡京,终使蔡京罢相出居杭州.后蔡京再相,罗致 其罪,谪居台州.其生平事迹载<宋史>和<东都事略>,然两书皆不载其生卒年.根据发现的新资料,确切地考证出石公弼生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卒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享年55岁.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