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是发展方向，散在为存在形态——论经济犯罪立法模式之抉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犯罪立法模式问题被提上日程，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本文主张我国今后仍然应当积极应用单行刑法的方式规定经济犯罪，但以刑法典集中规定为最终目标。     

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述评

本文以新中国刑法典的制定、修订和再修订为线索，具体地论证了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展望了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建设的光辉前景。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探究

商业贿赂犯罪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基本上能够适应现实的需要,具有现实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立法模式却难免存在不足.我国应当发挥附属刑法的实际作用,并适时地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     

刑法立法观之争的反思与出路

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与消极的刑法立法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结果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矛盾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观点存在误解、争论偏离了问题的实质以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深层原因则在于双方的刑法立场不同。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两种刑法立法观的融合。这不仅是刑法学派之间从争论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在今后的刑法立法当中,必须树立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刑法立法的实证化基础,并规范刑法立法的公众参与。      

我国刑法修正案立法的问题及对策

刑法修正案已成为我国未来立法修改的主要方式,但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法修正案立法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对此问题还未引起充分重视,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探讨。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有一定合理性,但《立法法》应对增设新罪是否属于"制订"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或解释;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生效时间不宜一律采用公布之日即施行的做法;刑法条文修改后个罪归属可作适当调整;刑法修正案的修改不宜过于频繁,其修改内容应该注意严密性和科学性;刑事判决书中应同时援引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条文。     

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中心主义反思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虐待儿童案件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否增设"虐待儿童罪"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刑法如何规制虐待儿童行为,从而实现具体虐待儿童行为与抽象刑法规则的对接。动辄"嘲笑"刑法、修改刑法的刑事立法中心主义模式,须向尊重刑法、合理释法的刑事司法中心主义模式转换。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解读与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点修正内容包含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立法回应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立法衔接.本次修正案总体上遵循了从严从重的立法整体趋向.本次修正案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重大突破更多的是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现象的立法回应以及对社会公众激昂民意的安抚,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刑事政策有所不符.本次修正案通过...     

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与思路

中国经济刑法采用了刑法典集合模式,意味着在中国并不存在独立意义的经济刑法。刑法第三章虽然常常被理解为狭义的系统的经济刑法,但实际上其内容体现出与刑法其他章节整体上的罪刑分配关系,也因此导致对所谓经济犯罪刑罚过重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刑法的混合模式下,以刑罚分配的量级为参照系可以看出,意在危险禁止与风险控制的公共政策思路占据首要的地位,其次基于政府管理与调控的指导干预型经济政策成为立法的基本导向,最后才是体现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与调节的保护服务型经济刑法。在这种结构下,早日全面废除经济犯罪罪名的死刑的理想,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     

关于新《刑法》正当防卫立法不当的思考

我国新<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有不当之处.作者认为,第二十条第三款所列"行凶"犯罪表述不准确;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不应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度"在实践中难以掌握,且什么是"必要",什么又是"不必要"无法界定,给审判带来一定的难度;对该法条第一款所表述"不法侵害"的"不法"作者指出当解释为"犯罪行为".作者还认为,对于无刑事能力者的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如果情形紧迫而无法判断的应作意外事故论,反之则以紧急避险论.     

刑法修正案立法权违宪之思考

比较单行刑法而言,刑法修正案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模式。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甚至制定新的罪名,却有违宪之嫌。作为一种补充立法模式,刑法修正案如果是对刑法典中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     

试论单行刑事立法之范围

刑事立法模式应坚持多元性,单行刑事立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在与刑法典这种基本立法形式的关系上,单行刑事立法范围的选取应坚持分工原则,协调性原则,灵活性、针对性原则,从而实现与刑法典的相互配合、协调互补,达到刑事立法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统一性的效果.     

论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来,刑法对食品安全的立法保护呈趋严之势。但从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类犯罪的规定,特别是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这两个食品安全犯罪的本体犯罪的规定来看,食品安全刑法保护仍然存在罪状表述范围过窄、罚金刑设置欠妥、资格刑缺失等立法缺陷,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完善。     

关于创生中国刑法学派的若干问题思考

刑法学派乃是各种刑法理论的派别,产生于刑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之中.刑事法治建设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刑法学界有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反观中国,虽然刑法学界因研究领域划分或以所用研究方法分歧等原因而形成的学术争鸣一直没有停止过,但离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学派的创立尚有较大距离.仍需加强的是,学者们须增强学派意识,促成"百家竞起,异说纷争"的学术研究局面,力创刑法学派,以推动刑法学研究走向世界、走向本真.     

对我国刑法立法中承认连续犯的质疑

刑法理论通说基于我国刑法第89条追诉时效的规定,认为我国刑法中承认连续犯的观点,是对连续犯的一种曲解。对我国刑法中是否承认连续犯的考察,须从连续犯的理论入手,并考察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目前还不具备连续犯的立法土壤。因我国刑法对同种数罪不实行并罚,连续犯与同种数罪的区分并无司法实践上的意义。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反腐立法

刑事一体化旨在解决立法之间的前后矛盾,理顺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消除立法之间的非契合性给司法实践造成的障碍,最终提高治理犯罪的效率以及提升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下,针对我国反腐立法的散乱、滞后、衔接不畅的问题,我们必须构建统一的反腐立法体系,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以实现反腐目的。     

刑法功能的宪政基础考略

刑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指向这样两个维度:实现政治治理的安定化和确保无辜者不被卷入国家的打击范围。理解刑法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在法哲学层面,而应当进入到宪政操作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建构一套适当的制度操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