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中应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犯罪构成条件

关于如何修改受贿罪构成条件的规定以更好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衔接,更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我国受贿罪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打击受贿罪的实际需要来看,我国现行受贿罪的立法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条件的规定扭曲了受贿罪的本质,导致该罪构成要件理论的纷争和司法实践的困惑,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受贿罪的构成条件和其他国家有关受贿罪的立法规定,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完善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鉴于当前受贿犯罪的多发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针对我国在受贿罪立法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从受贿罪犯罪主体、贿赂内容、刑罚种类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议,逐步完善我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为反腐倡廉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我国受贿罪概念中的矛盾及其解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的变化,我国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我国1997年刑法典明示了受贿罪的罪名及其内涵、外延,但由此带来了有关受贿罪概念的诸多矛盾.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并分析这些矛盾,有助于勾勒出我国受贿罪立法进一步完善的前景.     

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的受贿罪立法存有诸多缺陷,其主要表现在受贿罪主体规定欠缜密,对贿赂对象的范围规定过于狭窄,将"为他人谋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的规定扭曲了受贿罪本质,受贿罪罪名体系和刑罚设置缺乏科学性。而完善受贿罪立法必须采取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将受贿罪"贿赂"内容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以"利用职权"来替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改变单纯以数额标准作为量刑根据的做法,增设罚金刑与完善资格刑等对策。     

受贿罪立法缺陷初探

受贿罪是我国现阶段易发高发的典型职务犯罪行为。作为打击受贿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的受贿罪立法尚存有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受贿罪主体规定有欠缺,对贿赂对象的规定过于狭窄,将＂为他人谋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的规定扭曲了受贿罪本质,受贿罪罪名体系和刑罚设置缺乏科学性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贿赂罪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大多数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差别。应通过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将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贿赂的行为分则化,将受贿罪主体改为国家公职人员、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设立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修改完善间接受贿罪、从立法上取消介绍贿赂罪、完善贿赂罪的定罪标准和刑事责任等,以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     

对受贿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再思考

当下受贿罪刑事立法政策的主流观点是严密法网,但是严密法网并不必然有助于遏制犯罪,在贿赂罪多发和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中反而会导致司法不严,造成刑罚威慑力降低,诱发更多受贿案件发生.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应适当从宽,主动进行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减少入罪的行为数量,为严格司法创造条件,以有效威慑、预防犯罪.同时,对缩小犯罪圈后入刑的受贿罪应加大刑罚力度.     

中日受贿罪刑事立法比较浅论

历史上中国与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政治背景、社会制度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在与职权有着紧密关系的贿赂犯罪问题上,两国的刑事立法有较强的可比性。本文着重从受贿罪主体范围、客观行为特征、贿赂范围方面入手进行比较,辨其优劣,以利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周密与完善,从而达到增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维护政府威信的目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的六个难题

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积极意义。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适用中存在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关系密切人如何界定、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如何定罪等六个难题。这些难题使得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不多,法条运行的实际效果与立法加大反腐力度的初衷相距甚远。     

论在刑法中引入职前受贿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在主体要件上以国家工作人员为必要,这种立法规定使一些将要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员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情况,由于主体要件不合格而不能纳入到刑事制裁中,法律存在漏洞。西方发达国家设置了职前受贿罪对此情况进行规制,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引入职前受贿罪有助于弥补现行刑法漏洞,预防和惩处此类犯罪。     

受贿罪的立法与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虽经不断修订,仍存在严重缺陷,本文对其作了分析,并就如何弥补其缺陷提出了有益的设想;同时根据受贿罪立法情况,应如何在司法适用中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是依照对其规定内容的广义理解作总体把握.     

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 (以下简称两高的《解答》颁布以后,受贿罪在立法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关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也有了一些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近几年来,受贿罪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本文拟对在刑法学界产生的争论与问题加以重新剖析,以便使人们对受贿罪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新探

本文从刑法分则条文入手,界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概念,表述了本罪客观方面的表现,阐述了构成本罪的两种行为方式、三个必备条件。同时,本文还指出了该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海峡两岸刑法中受贿罪比较研究二题

本文第一个问题：受贿罪是否存在未遂状态。台湾学者持否定态度，大陆学者持肯定态度。笔者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运用犯罪未遂的一般理论分析后认为，受贿罪亦存在未遂状态。本文第二个问题：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否必要共犯。台湾学者有肯定、否定、折中三说，大陆学者有肯定与否定二说。笔者从两罪的构成要件、罪质及外国立法例等角度进行分析后认为，两罪是非必要共犯。     

自然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构成与实践

目前,自然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以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自然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形式和认定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贿赂犯罪问题,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不断深入。     

单位受贿罪遭遇司法困惑时的理性选择

我国刑法第387条第2款对发生在经济往来过程中的单位受贿罪进行了规定.只有对完全符合该款所规定各种条件的,才能认定为单位受贿罪;对不完全具备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的,不得认定为犯罪.同时在处理该罪所涉案件时,不得违背一般人的常识而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款,而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理性思考、恰当选择,努力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独立斡旋受贿犯罪之分析

受贿罪的罪名概括或包容不了斡旋受贿的特征,《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规定加剧了受贿犯罪体系的不和谐之处,独立斡旋受贿犯罪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在维持目前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前提下,将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单独定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显示出刑法原第388条斡旋受贿的尴尬地位,即是否利用了本人职务便利,在不同犯罪主体那里的地位和意义是不相同的。从应然角度来说,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关于贿赂罪中利益要件的几点思考

本文主张应准确理解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贿罪构成要件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修正为“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同时对贿赂犯罪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论职务犯罪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实现

从严惩处职务犯罪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但是,在职务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背离刑事政策的情况.为了克服职务犯罪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障碍:一方面,要加快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立法化,即重构贪污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贪污贿赂罪的犯罪对象,修改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及贪污贿赂罪定罪数额的立法方式,完善职务犯罪刑罚制度;另一方面,推进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司法化,即严格职务犯罪定罪标准,及时查办职务犯罪、减少犯罪黑数,尽快出台职务犯罪量刑指南,多管齐下、形成处罚合力,加强执法监督.     

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受贿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仅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彰显我国法律在国际上的威严,也不适应国际社会联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因而应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将其规定为量刑情节。在受贿罪的刑罚体系上,由于受贿罪具有贪利性特点,所以应当增设罚金刑,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起刑点;取消受贿罪的死刑设置,有助于追究外逃贪官的法律责任,挽回流失的大量公共资产。由于受贿罪和贪污罪都属于职务犯罪,二者侵害的法益相同且《刑法》对二者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所以对贪污罪的规定也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