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歌吟的个案解读--阳飏、古马、高尚诗歌创作简论

阳、古马、高尚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诗坛灿烂星空中令人瞩目的星座。阳的诗歌创作审美表现较为开阔,但最能体现西部地域文学特色、也能体现阳诗歌创作主体成就的是其西部大自然吟章。其诗自然质朴而不落俗套,精警而明敏,有一种智慧的幽默。古马的诗歌内心饱满而外表透明,古马擅长精心构造一种氛围:空灵却渗透着自己凝练的情感,让人不知不觉地沉入其中,并为之感动。高尚力图在自己的诗歌中,再造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西部,他常常赋予自己的诗歌以超越日常现实的智性和灵性,捕捉来自形而上的诗意。高尚的诗较为内倾化,富于感性而又蕴籍较强的形而上意味,呈现出一种较为朦胧内敛的审美效果。     

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审美向度

当代诗歌正逐渐远离崇高的、形而上的美学追求,探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民间立场"挑战"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文化而导致的诗学内部裂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使高雅文化形态更加贴近大众文化。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阐释和审美泛化也产生了大量语言俗白、情感缺位的"口水诗",从而遮蔽了诗歌的终极精神和语言魅力。当代诗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歌的"诗美"和"诗意",在日常语言结构和生命体验中保持诗人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和精神向度,自觉于诗歌的本体审美向度。     

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刘禹锡诗论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以其独具风貌，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政治家，刘禹锡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豪迈的生性，使其在逆境中文学创作优伤而不消沉；作为思想家，刘禹锡又具有深邃的哲理思维，为其诗增添一种新的思想精髓与内质。充溢于刘禹锡诗中的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实际上涵盖了其全部诗歌创作，表现为其诗歌审美形态的最显著标志。     

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

20世纪20-40年代是冯至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其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三体兼备.冯至的抒情诗、叙事诗与哲理诗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均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其抒情诗与哲理诗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其叙事诗兼具文化、思想与审美的多重意义.冯至的诗歌创作既开拓了现代中国诗歌王国之疆域,又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苑诗歌之花的品类.     

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论阿苏越尔的诗歌精神

文章在全面考察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近年来诗歌创作历程的基础上，抓住贯穿其诗歌创作始终的“雪”意象体系，从而把握其独特的诗歌表意方式。对其诗中所展示出来的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文化变迁忧思和纯正执著的诗歌精神作审美阐扬。     

关于诗歌创作的三个过程——兼谈《世纪之屠》、《奥斯威辛之歌》(长诗)的创作

一首诗的创造成果在更多方面是不可见的 ,复杂的诗歌作品尤其可能通过许多沉思和启迪逐渐发展而成。诗歌创作有三个过程 :无意识过程、意识过程、审美的升华过程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刍议想象在诗歌教学中的作用

艾青在其《诗论》中指出：“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自己的想象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院成’的艺术。”陆机在《文赋｝）中则认为诗歌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现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可见，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想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诗歌创作是如此，诗歌教学与欣赏也是如此。试想，没有“瞻言而见貌”的直接想象，怎能对诗歌形象得到逼真的直接感受？没有由此及彼扩散式的想象，怎能领会诗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没有在上述想象中自然激起的聚合想象，又怎能沉浸…     

闻一多的意象理论与意象创造

意象,是诗歌中由诗人的主观心意(审美理想与审美情感等)与客观物象(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景物、场面等)融汇而成的富有蕴含与审美价值的具体情境。它作为生活外在景象与诗人内在情思的统一,理所当然地是诗歌艺术的基本构成元件,对此,胡应麟甚至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克罗齐也说:“诗是意象的表现”。谁能想象,一首诗能够没有意象,或一段没有意象的文字能够称之为诗呢!我们考察诗歌成品及其生产过程就会发现,意象是诗歌创作构思的核心。它贯串于诗的形象思维之始终,是决     

诗应该有共同的审美空间——兼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的非诗化倾向的批评

20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的非诗化倾向,是造成了当下诗歌诗性贫乏,读者远离诗歌的重要原因,对传统诗美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诗应该有共同的审美空间;诗意是诗歌不能失去的生命与灵魂;可读、可懂是诗歌不容遗忘的审美标准;音乐性是诗歌的内在精神特性.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从音乐、美术角度看王维与他的诗歌

“诗中有画”是王维诗歌创作重要的艺术特色。同时“诗中有乐”也是其诗歌不可多得的艺术特征。他的每首诗大都有鲜明和谐的节奏．读起来脍炙人口，集绘画美与音乐美于一身．堪称诗中佳品。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     

从美学角度看饶阶巴桑诗的不足——《一个藏族战士的幻想和梦》续篇

我在《一个藏族士兵的幻想和梦》中,全面地研究和总结了饶阶巴桑诗歌创作的美学成就。我们的方法是抓住意境这个诗歌的基本审美范畴,这是我国古代优秀诗歌的审美经验而被古代诗论家所总结的民族审美概念。它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是我国给予全世界的一份丰厚的礼物和独特的贡献。在深入地研究了饶阶巴桑的全部诗歌创作之后,我们发现,他正是遵循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的审美经验而为我们的新诗做出了贡献的诗人(当然,他的诗还有藏族的地域的特色)。     

论当代诗歌创作中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诗歌创作审美活动过程中的审美主体和客体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通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呈现出"退让"与"归返"的客体性,客体呈现出"契合"与"固守"的主体性。诗歌创作活动中审美主体和客体的交融是美妙而神奇的,值得诗歌研究者深入细致地探讨。     

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管窥

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揭示了诗歌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并紧紧围绕着诗歌如何实现“妙造自然”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和“取境”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诗歌的“自然之美”与不可言表的“无为自然”区别开来,成了一个可以叙述言说的实在,也就把老庄“自然”的审美态度转化为一种诗歌自然美的理论。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与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时代甘肃诗歌创作的审美新趋向观察——甘肃“诗歌八骏”研究系列

甘肃当代诗歌的发展既与整个中国诗坛的变奏演进同气相应，也具有着因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文历史、文学制度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审美特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以甘肃“诗歌八骏”为代表的甘肃诗人在创作整体上显现出新的审美转向，这种转向是外在条件和内部需求合力而促发的。以抒情方式的现代性演进、意象选择的地域化特色与典型化处理、呼应现实的热情与主体审美的个性化表现三个方面来发掘甘肃诗歌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审美新趋势，通过对这一新趋势的学理观察，进而进行理论的提显，以期对西部诗学理论的建设和当下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中国当代“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探视

不论从艺术起源,还是从诗歌的内在特质及读者接受等方面看,音乐特性始终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然而,在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口语诗中,音乐属性已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口语诗中音乐性的"失却"使得当代诗歌创作已陷入空前的艺术困境。重新认识和探讨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可以从诗歌的语言选择、音乐意境及诗歌的节奏、韵律等方面入手,以复原和提高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