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制度约束

在提供属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俱乐部产品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比较,做出搭便车与否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受俱乐部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比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模、官员工作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需要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采取适当的制度来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信赖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规则、产权制度、惩罚机制等。通过适当的制度约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搭便车动机。     

汉朝刑具拘系制度考述

汉代官府对捕获的罪犯在刑具拘系方面大致分为“缚系”、“械系”、“钳钛系”三种形式, 在司法处理程序的不同阶段分别施行。对囚徒私解刑具规定有严厉的惩罚,地方行政长官和主管案件审理 的官吏有权临时解脱犯人的刑械,囚徒遇赦也可以除掉刑具。西汉前期到东汉,朝廷陆续颁行了“颂系” 制度,对贵族、官员和老幼孕残犯罪之人在刑具拘系方面给以某种照顾。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资源产权约束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环境资源产权结构安排是影响环境资源配置效率与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变量,不同产权结构安排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存在较大差异。社会转型期,现行环境资源产权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存在制度软约束。在经济与政治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区域环境质量下降。为此,规范地方政府竞争、改善区域环境质量,需要建立多层次、复合式的环境资源产权结构;明晰多元环境资源产权主体的权利边界;公平调整产权主体的收益权与分配关系;完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制度,严格保护环境资源产权。     

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产权缺陷与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地制度缺陷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和利益刺激,二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使官员的目标函数发生扭曲,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问题。因此,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单单用行政方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试述宋代官田的招标投标范围

两宋官田,不仅有屯田、官庄、官荒田、水田,还有户绝田、没官田、抵当田和折纳田。为解决财政问题,政府不断地出卖官田,并实行了招标投标的方式。北宋时期,户绝田、广惠仓田、抵当田、折纳田、天荒田、逃田、省庄、圩田、田宅房廊以及官田中栽种的桑枣果木都纳入了招标性出卖的范围。南宋时期,官田招标投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逃户官田、没官田、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再到城空田、户绝房廊,以及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的没入田,官田招标投标的规模可以说是前所未及。因此,对宋代官田招标投标范围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宋代招标投标制度在官田出卖领域的应用情况。     

清代雍正朝对违限逾限官员的处分及成效

行政效率是政府治政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高,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反之则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弱。雍正帝即位以后,意识到从中央各部院机构到地方各衙门机构,行政效率不高。为此,针对当时行政机构官员违限、逾限的普遍状态,雍正朝从制度规定到实际执行,对违限、逾限官员予以严格处分,以期改变效率低下的政务状态。与此同时,清廷又调整行政效率方面的诸多不妥规定,以达到既合理处分官员,又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营改增”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

“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了冲击，刺激地方政府举债。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6年“营改增”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不仅会直接促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还会通过税收竞争、土地出让和支出竞争间接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且这种间接影响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不同。另外，“营改增”对高水平转移支付地区的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深化我国财税制度改革、优化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是严控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有效途径。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我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变迁研究

本文解释了我国近年来公用事业管理领域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以及特殊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独特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在后改革时代,我国公用事业管理将继续遵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路径发展,但需要在干部人事制度和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改革.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由于其本身原理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制度设计、操作环节上的不完善,在我国传统的“官文化”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往往陷入激励不足、激励偏离、激励过度、激励不公平等困境中。     

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在土地征收中,政府存在财政幻觉。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土地征收程序虚置一同构成支持财政幻觉的制度基础,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起是居民财产权利与政府征收权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要从根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启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双重的"还权于民"的改革。     

农村土地产权的归属、保护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中土地产权的界定、归属及有效保护,研究了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和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本原因。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指出了租税费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农村土地税费最高边界,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农村土地纠纷及村委会和乡政府的各种违约和侵权的根本原因是机会主义行为,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保护的就是乡政府和村委会滥用的行政权力。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地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创新,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认识不足、重经营权改革轻所有权改革、“一刀切”等误区。目前,我国各地在实践中推行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既有利又有弊。因此,结合本地实际,推行符合当地情况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路径依赖”的有关思想,在制度变迁中,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选择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时,也应该了解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惯性与趋势,在总结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一条适宜的农地制度创新之路。     

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长期实行的粗放型、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产生了社会需要与资源短缺之间巨大的矛盾。破解这种难题,必须从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入手。自然资源产权既具有一般产权的共同特点,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在产权安排、所有权界定、使用权界定等方面,就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的复杂性。如果不能有效地对自然资源产权进行制度性安排,必然会产生“公地悲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目标的激励相容,同时实现国家生态效益得到激励并减少“政府失灵”与私人经济效益得到激励并减少“市场失灵”的双重目标。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需要从民法理论上科学类型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更需要适应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应当以增强所有权主体的独立性、健全“重在利用”的权利体系、拓展土地的价值支配形式以及逐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与农村居民身份分离为目标。     

土地储备融资担保制度质疑

土地储备融资交易存在巨大的制度风险。现行法上虽然将土地储备机构界定为"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事业单位",但其性质和地位仍然模糊不清。土地储备机构对储备土地代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使国家土地所有权,不能以储备土地担保融资。如将土地储备机构对储备土地的权利界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土地储备机构对该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处分权,土地储备机构也不能以储备土地担保融资。同时,以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也无法在《物权法》之下找到其体系位置,亦应为法所不许。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过程及现实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了从均分化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和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复杂变迁过程,当前正沿着“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的方向而不断完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产权不明晰等深层次问题,新时期土地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为农民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土地要素的财产化、资产化,并最终为土地要素的城乡一体化和市场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金融危机视角的农地制度安排:四村庄个案

由于地域差异明显,各地农地制度的安排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形态。对这些实践形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农地承包关系的灵活抑或刚性、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抑或私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公平与效率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构造一种将农村耕地划分为相对刚性的口粮田以保障农户的基本生存和相对灵活的责任田以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并随人口变动而实现农户个体内部的口粮田与责任田自行补充的＂新两田制＂,有利于农村社会和整个国家应对危机,并为其处理危机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时间与空间。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国有化均不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因此,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并非所有权归属的改革,而应是使用权的改革.使用权改革的着眼点是政府应采取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及外部环境政策组合,推进农地使用权流转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理论

目前法学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物权,而且是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平等的独立物权;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并非传统大陆法系的私权,而是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于一体的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