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国共博弈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之后,国共两党围绕其形象建构展开了宣传博弈,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形势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不但实现了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的转换,更确立了以"鲁迅方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出与"三民主义文化"相抗衡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基于国共两党政治博弈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鲁迅的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蕴含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作为文化理论的文学理论——以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为例

在当下中国文艺学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的视域中,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是一次重要的话语实践。其突出特点是,在深度反思当下中国文艺学危机的基础上,将话语分析作为重建文学理论的新"入口",进而运用西方文化理论将文学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然而支撑其理论框架的历史主义文学观并无实现可能。     

作为"殖民者"的鲁迅

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借用西方后殖民话语,把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经典看成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暴露出后殖民视角的偏颇与狭隘.本文通过批驳王润华的后殖民文学观,引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双重文学传统"问题,而鲁迅经典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传播与接受,正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结合后的表现,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完成本土性建构以区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所以说,鲁迅并不是"殖民者".     

二十世纪日本鲁迅研究的三次转向

20世纪日本鲁迅研究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的转向、"政治"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启蒙者"鲁迅、"文学者"鲁迅、"革命人"鲁迅和"科学者"鲁迅等心像,显示着日本鲁迅认识由表及里、从虚到实的理论轨迹和基本倾向,表明了日本鲁迅研究在克服"竹内鲁迅"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的努力。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当代性"与鲁迅研究20年

鲁迅的创作指向具有深刻且多义、现实又超前的特点,为后人的"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突出成果,几乎都是以"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内在驱动力的,也正是在它的支持下,才将"人"、"人性"、"反封建思想革命"、"历史的'中间物'"、"主体意识"、"生命哲学"、"改造国民性"、"文化守夜人"等观念和关键词,置于鲁迅研究的中心位置上。鲁迅事实上业已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和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力量。但这决不是杜撰式的影射和应景研究,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性的基础上的。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剑”“书”合一: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新论

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后的现实境遇中,鲁迅很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的影响;而当他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的"书文化"的自觉发掘。在有意识地从越地"剑文化"向"书文化"开掘的转变过程中,鲁迅逐渐形成了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而这不仅决定了他兼具"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的两面性,也使得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亦"剑"亦"书"的文学风格。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既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果从文化的纬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可以说这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在进入中国的文化土壤时必然与中国文化相碰撞进而发生形交.在"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可以建构四种形式的后现代性话语:(1)"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话语;(2)具有解构特征的大众文化话语;(3)从中国视角重新建构的全球化话语;(4)作为全球本土化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儒学已经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种带有主导性意义的话语力量,并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它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据以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因此,一方面应当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批判、扬弃并加以重构,使其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应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质疑、批判和改造,从而使重构的后现代新儒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话语共存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及其启示

政治思维方式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使西方政治文明既有形而上的知识维度,也有直面政治现实的形而下意味。西方政治文明之河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性政治思维三种河床形态,现代性政治思维孕育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进一步消解理性基础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采取的两种主要摆脱策略。在鉴别中国政治传统、处理知识理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等方面,西方政治思维对当代中国建设新型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以德治国"与高校德育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高校德育在实施以德治国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教育学生成为“四有”新人 ,为实施“以德治国”进行舆论造势 ,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体系开展科学研究。目前高校德育的现状还不能适应“以德治国”的要求 ,还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 ,在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蚀方面还软弱乏力。因此高校德育必须用“以德治国”作指导 ,努力增强它的实效性。要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 ,大力倡导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活动 ,以及引导学生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等。     

以人为本与执政主体意识的复归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符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又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其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讲,“以人为本”体现了我党执政主体意识的复归诉求：从单一低位到合目的的统合和复归;从对位到合位的统合和复归;从管统到民主自治的统合和复归。     

论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德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于懦家传统"德治"思想的熏陶、历史经济的影响和随朝亡国之教训.其"德治"思想的治国实践主要体现在"正身修德"、"国以人为本"以及澄清吏治、开明的民族政策等几方面.唐太宗在"德治"的同时,也主张法治,他将德治思想与法治思想互相融合,成为基主要的治国之道.     

谈“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以人为本"蕴涵着以下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人是目的,强调社会发展"为了谁"的问题;第二,人是关键,强调社会发展"依靠谁"的问题;第三,人是主体,强调的是人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历了由"谈人变色"到"基本价值"的回归.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人和开发人的过程,是"以人为本"逐步成为引领各项工作的实践理念的过程.     

论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法治思维及其当代意义

“法治”是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重要思想,展现出其对前期“人治”思想的新突破。故此,本文着重剖析了柏拉图政治思维转变的历史根源、法治的范式思考及其法治思维特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以执政安全的视角审视宗教的“三性”

宗教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我们要从维护共产党执政安全的高度,来审视宗教的"三性"。必须正确处理好共产党执政的久远性与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泛性与宗教群众性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复杂性与宗教传播的国际性之间的关系。     

列宁“政治遗嘱”中对执政党建设的思考

列宁晚年认真思考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建议和设想,这些思想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政治遗嘱"中,列宁把加强执政党的民主化建设、执政党领导层建设和执政党的监督体制建设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向,并提出了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建立党的监督体系等具体措施."政治遗嘱"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深刻论述和创新性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意识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党的执政意识内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为党的执政意识注入了崭新的时代精髓.这包括执政兴邦的发展意识、执政求进的创新意识、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和执政固本的基础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