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网络日志:一种“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可能

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和"表述危机"的背景下,笔者通过对"网络日志"与"民族志文本"在"谁在写-为什么写-在哪里写-用什么写-写什么"的系统性过程的描述,开始寻找"网络日志"成为"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所在--以"自我反射"的方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思想变迁等背景下以"我"为主体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告一段落。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全新审视,而"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考察个体的社会实践、社会展演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概念。本文参考了反思人类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加以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策略来说明"自我"得以展示的途径,目的在于探究"诗性"何以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     

“记忆再造”与“市场建构”:一个少数民族村落集体记忆改造的民族志研究

古典经济学从“原子化个体”假设出发,认为人类的交换本性可以自发形成市场,因此市场的诞生是一个“原生”过程.本文以民族志的叙事呈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村落如何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改造使地方性市场的建构获得现实可能性,因此展示出市场的文化嵌入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范式进行了反思;并通过个案的细节解读对“集体记忆”理论本身进行移动程度的拓展和补充.     

一个“背子”的大地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它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活化石”。     

“失落的主题”:旅行文化作为民族志的表述范式

旅行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表述。人类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主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似乎忘记了与旅行的这种关系,旅行成了一个"失落的主题"。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将人类旅行文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旅行文化的分析达到了历史的深度,民族志研究与旅行所建立起的学科关系促使人类学对旅行文化这一表述范式进行反思。旅游人类学正是在继承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结合大规模群众旅游所进行的针对性研究。本文试图就旅行文化这一表述范式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其后,基于主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立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构型,以格尔茨为主的解释人类学追寻的是事实的阐释,以拉比诺为先行者的后现代人类学追寻的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穿梭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对民族志进行反思与发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都可称为"主体民族志"。     

“行”与“记”的艺术——读林耀华川康北部考察三篇

如果《四土嘉戎》的书稿没有在战乱中遗失（2）[1],那么它应该能够成为《金翼》和《凉山夷家》之外,林耀华先生另一本享誉学界的重要著作了。《四土嘉戎》是一本不存在的书,但足以让中国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对它留下念想。《四土嘉戎》的书稿本是由林耀华先生于1945年夏在川康北界进行实地调查写就的《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文章集合而成的,其中对嘉绒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阐释,＂其内容当可与《凉山夷家》媲美＂[2]。     

大地之“子”:作物的人类学研究综述

作物不仅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同时也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当前,人类学对作物的研究主要是把作物与社会、文化、经济、生活方式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而探讨作物对社会文化的形塑,即作物的象征化、交换与社会心性.这样的研究路径主要立足于学科本位,阻碍了作物人类学的发展.整体史不仅反对狭隘的学科本位,同时也能整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是为人类学的作物研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也可以拓展人类学的研究视野.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再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学术与电影制作机构合作拍摄的16部纪录片的统称。这些纪录片是中国第一批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如今已成为了解多个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生活与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料。"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采用了复原重建式的拍摄方法,通过扮演、摆拍等方式,再现业已消失的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活动和生产、生活场景。本文对于这种影像创作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探讨,并通过与当代人类学者拍摄的作品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复原重建"方法的得失所在。     

走出“围城”:网络媒介下民俗文化资源观的形成

在信息社会,网络技术广泛渗入民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中,催生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民俗文化也在网络技术的“催化”下,衍生出一种“他”俗文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保护工程基于开发和利用的立场,以民俗文化为主体,迎合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需求,激活了民俗文化的应用性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理论上民俗文化资源观的形成.这种理论表述,不等于商业化,而是在认同和尊重民俗文化内价值①的基础上,站在广大民众现实需要的出发点上,拓展民俗文化的现实服务功能,从而推动民俗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诉求.     

“误入歧途”的自我——读流心《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的兴趣开始从传统的转移到当前文化,文化变迁与延续的影响因素成为新的关注点。20世纪中期,研究文化变迁过程的社会文化学派与寻求文化延续基础的文化形貌学派逐渐成型。文化形貌论者专注某个群体的个性,每一种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兴趣     

冯骥才:中国民族文化的“保护神”

1983年就当选为政协委员的冯骥才,参加两会驻会时间总和已超过365天。十几年来,冯骥才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和民进中央副主席,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2001年,经他倡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自此,每年全国两会,冯骥才的提案都离不开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宗教与中国社会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圆桌会议综述

<正>2012年2月13日至14日,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宗教与中国社会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圆桌会议,广邀港、台、内地学者,共同回顾几十年来的中国宗教学发展概况。首节主题"中国宗教与社会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讲,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遗产话语与实践正面临危机,基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等梳理并构建跨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我国遗产话语横向共时性的中西方平等对话、纵向历时性的文化符号表征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提出“遗产社会建构框架”与“遗产共建共享：文化‘活态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路径”,强调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