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 ——人力资本、 行业分割与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

基于2010年全国10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在行业内的职业垂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初次进城务工时职业为一般劳动者,目前职业为管理或技术人员的农民工比重为7.12%.初次进城务工时无固定职业者实现职业上升的比重最高,其次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业因素(比如行业性质、 企业所有制类型)之后,以文化程度、 进城务工时间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从一般劳动力上升为技术精英或管理精英.这些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也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了职业上升通道.     

烟台市同期就业队列职业状况的探索性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的烟台市小样本数据,通过误差分析和统计检验,对三个不同时期就业队列的职业状况,包括静态的年龄特征和时代特征,动态的代际职业变动与本人的职业变动,进行了描述性、探索性的分析.     

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文章从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角度,分析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户籍制度、所有制等)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从而折射出职业流动中的一些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对就业分配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职业的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从而产生社会不平等问题。基于这样的研究,文章在政策层面提出了首先要改变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问题,才能缩小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差距),而职业流动起点上的不平等要通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和社会保障来解决。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运用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外来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由于其择业过程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明显的歧视,外来劳动力进城后通常职业变动频繁,表现出不断寻求最小歧视和最大收益岗位的特征。但是,外来人口在职业流动中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外来人口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除了需要提供相应政策、制度以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质的匹配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满足城市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广州市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研究

根据对广州市 ２ ０００位 ６０岁以上老人的抽样调查，本文描述了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基本情况，指出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从农民转变为非农业职业，从蓝领转变为白领。商业、服务业和干部职业是比较开放的职业，而科教文卫则是比较封闭的职业。作为最初职业，军人是一个能够带来向上流动的职业。影响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基本因素有老人年轻时的社会变迁强度、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建国初期的青年人职业流动的机会比较突出。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职业流动的机会。职业流动性别因素对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明显影响，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发展的制约。性别因素依然突出地影响着中国职业流动，如何给女性更多的职业流动机会是我们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00年全国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福建样本的相关统计资料,描述女性性别意识的时期变动及其与男性性别意识的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流动经历以及家庭婚姻状况对女性性别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概率，还有效提升了职业流动后的收入回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户籍和低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灵活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个途径，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文章以职业动态转换为切入点，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影响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推动劳动力转岗提质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资本对受雇就业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

本文以空位竞争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结构与奖励结构的假定为基础,进一步地在理论上推演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作用的假设。对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职业流动的频率越高越不利于农民工获得专业技术或管理等较高职业地位,但对于社会关系的广度高的个体,职业流动频率对职业地位的晋升具有正向作用。该结果意味着职业流动频率高并不一定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地位的获得,在缺乏社会关系广度下的频繁职业流动才是导致农民工水平职业流动的原因。     

乡镇劳动办职业转变与管理

乡镇劳动力职业变动是乡镇人口社会变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乡镇人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劳动力职业变动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调整乡镇劳动力职业结构,使其劳动人口在各产业部门间合理流动,即从本区域的实际出发,调整农业内部各业之间、农业与工业以及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劳动力的构成。当前乡镇的劳动力职业结构,一般是农业劳动人口占多数。在农业劳动人口中,种植业劳动人口又占多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人口所占比重不大。为合理使用劳动力,乡镇政府应依据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和人才开发的实际状况,     

我国城镇青年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的度量

本文主要运用拓扑对数线性模型,对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制度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下,我国城镇青年代际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城镇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职业向上流动机会明显高于向下流动机会;女性城镇青年就业机会有了积极发展之势;接受高等教育使城镇青年具备较高层次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西部地区城镇青年的职业继承仍为主要机会,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     

上海市居民职业流动方向和程度研究

一、数据介绍和研究意义职业反映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社会学者又往往将之作为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的标志。所以职业是人口经济结构和人口社会结构的交叉结构，几乎经济和社会每一步的发展，都会通过职业流动表现出来。本文是对上海市居民职业流动方向和特点的研究。通过对上海市居民职业流动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海几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一回顾，同时以此为代表，反映出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中一些共有的特点和状况。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和美国杜克大学合作进行的“城市居民生活就业情况调查”（…     

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方面是人口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表现为经商、从政、从事管理与服务职业的人大幅度上升;农民和工人则是属于有大批人改变职业的群体;大量男性中年专业人员转向从政经商,使得大学文化人口中从政的比例过高;工人这个职业则只对农民有吸引力。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最主要的两个个人特征;女性的职业流动略强于男性。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影响职业流动,社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职业流动也快。东部沿海地区的职业流动率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当前我国城市职业流动的障碍分析

本文通过经验调查研究发现我国的职业流动率偏低 ,且大量劳动者有流动意愿却没有流动行为 ,这些都说明我国的职业流动存在着障碍。本文将这些障碍分为个人障碍和制度障碍、进入障碍和退出障碍等 ,并根据经验社会调查所得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我们认为 ,消除这些流动障碍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经济转型与中国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动

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人口职业结构也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动。本文试图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分析和阐释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特征及其与经济转型之间的潜在联系，从而深入了解人口职业变动的特点及其动因。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男性公务员职业发展模式研究:社会性别与生涯阶段

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发展是社会性别和职业生涯研究的重要领域。依据职业生涯阶段理论,通过内容分析研究方法,构建男性公务员在探索期、转型稳定期、上升期、维持期与退出期的职业发展模式。男性公务员不同阶段发展模式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自我价值实现与工作家庭平衡方面表现不同特征。同时,不同阶段面临不同问题:探索期的现实震动强烈;转型与稳定期职业发展被动;上升期遭遇职业发展瓶颈;维持期职业倦怠与职业高原现象突出;退出期心理失落等。因而,加强不同阶段个人同组织相互配合是促进男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城市青年的职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的实证研究

职业是现代人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一份职业一般在青年时期开始,而按照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会经历不同阶段,工作从不稳定趋于相对稳定。文章利用2009年全国四城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20～34岁青年职业稳定性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职业变动已经成为当今青年的普遍现象,多数青年都至少更换过1次工作,职业变动次数的均值为3次;职业地位和工作年限对于职业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显著影响:从事高端职业者其职业稳定性更强;职业稳定性随工作年限呈现U型非线性变化,证明职业稳定性的拐点恰恰发生在青年时期,总体上20～34岁的青年正处于从职业不稳定向职业稳定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