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个案分析

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其除土地外另一种主要的谋生方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鉴于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对农民和农村带来的重要影响和变化,笔者也对其进行了实证调查,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当前已有的理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找工作的途径、对家庭的影响现代性的获得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对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个案分析

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其除土地外另一种主要的谋生方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鉴于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对农民和农村带来的重要影响和变化,笔者也对其进行了实证调查,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当前已有的理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找工作的途径、对家庭的影响现代性的获得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分析

文章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依靠新疆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实地调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数据，在分析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少数民族外出务工对当地经济的回馈和社会的影响。为当地政府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     

关于乌恰县组织农牧民外出务工的思考

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农牧民外出务工的信息平台不健全；农牧民外出务工的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进一步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大富余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力度；进一步健全权益保障机制；构建和完善外出务工农牧民回乡创业的激励机制。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发展的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现象.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丈夫在长期分居、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中,依靠电话进行信息沟通和互动,但空间距离仍不可避免地给留守妇女带来强烈的孤单感和性压抑.尽管如此,由于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和角色功能互补,分居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变得不稳定而是更加和谐,也因此推动了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流变的家意识——对外出务工型村庄的人类学考察

村民大规模外出到城市务工,离土又离乡,家意识正经历深刻的流变。这一流变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以内核和外围作为家意识流变的分界线。其特点表现为:内核基本不变,得以较为完整地保持,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被重构,以适应现代发展;外围则被不断地消解,走向没落。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农村外出务工年轻女性的安全流动与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的调查

目前,农村年轻女性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其个人生活安全与劳动权益较难得到保障。这类问题的产生既表明农村年轻女性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尚不足以规避外出流动中的风险,也反映出用工单位守法意识的淡薄以及我国职业教育的偏差、劳动监察与劳动执法的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提高服务与管理水平、规约企业用工行为、完善职业教育、建立社会监管机制等,统筹解决农村外出务工年轻女性的安全流动与权益保障问题。     

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安康市3县1106个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文章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的农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了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资产、存款、劳动力数量等都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教育水平、风险因素等对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农地制度调适

农民外出务工存在面向村庄的兼业生存和面向城市的职业生存两种逻辑。不同逻辑的农民务工对农地权利提出了不同的诉求,需要农地制度在未来一段时期进行包括农地所有权职能定位、农地权利流转和农地权利的退出机制等方面调适。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老年人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运用IV-Tobit模型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进一步分离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非常显著:外出打工收入所带采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体上显著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如果不考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决定的内生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效果将被低估.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农民进企务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青岛海尔企业农民工的个案调查

农民离开土地进企务工现在是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农民工,特别是已婚农民工来讲必然存在着以情感和权威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的变更,这种家庭关系的变更向何方向发展,取决于家庭中成员个人的资源增减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因素的碰撞。通过调查这些变更状况及相互影响的变更过程,可看到,以情感和权威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这些农民工的家庭中形成。     

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中部若干县为例

以往的研究文献大多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度来阐释外出打工的经济效应.实际上,外出打工对打工者原籍地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外出打工的这种回馈效应主要是通过打工者的知识积累及向原籍地的知识传播、返乡消费及返乡投资创业、收入返乡、对原籍地城镇化的推动等方式和途径传导的.本文基于对外出打工者的访谈等就此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双变量列联表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影响和无影响两个群体的个人特征和迁移流动特征可知:是否生小孩、外出距离、居住地、职业是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第一次外出年龄、外出打工时间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由此推知,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为例

通婚圈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模式变迁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之一。本文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通婚圈变迁为例,从发展学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历史阶段通婚圈的变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贫困、发展、发展干预和社会变革在拉祜族通婚圈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贫困地区中学教师价值取向——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为个案

选取贫困地区中学教师为被试,采用"当代中国国民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问题的研究课题组"所编制的中国人价值取向问卷(QCVO)考察贫困地区中学教师的价值取向特点.结果表明,贫困地区中学教师普遍看重品格公益和公共利益,最不看重金钱权利和从众认同.不同亚群体教师的价值取向存在一定差异.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特色民间组织的发展探讨——以沈阳市西塔朝鲜族社区为个案

本文选取沈阳西塔朝鲜族社区为个案,介绍了这里有民族特色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概况,探讨了该社区特色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政策制定和街道、社区管理等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