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     

论抗战初期梁实秋的自我调整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梁实秋便多次与左翼文人发生论争,特别是在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心态影响巨大,梁实秋便对自己战前所秉持的人性论作出重要的调整,特别是在"与抗战无关"的争论中,他部分地承认了文艺的阶级性,并赞成文艺以"全民"为表现的对象,与左派的文艺观念逐渐接近。实际上,抗战时期梁实秋等人与左派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在政治立场上,不如说主要是在文学功用观上。抗战初期梁实秋的自我调整无论原因何在,都对深入认识梁实秋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乡土”与“本土”的纠结——论台湾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

台湾作家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乡土文学”具有不同的涵义,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意识.在台湾,乡土文学观念的分歧,不仅是文学观的差异,而且是政治态度和文化观念的不同.考察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对于正确地理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乡土文学创作和从事乡土文学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论"文艺自由论辩"中胡秋原与左联理论家的分歧

"文艺自由论辩"是20世纪30年代最具理论色彩的文艺论争,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论争的是,引发者胡秋原和左翼理论家的资源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但立场观点和理论逻辑却针锋相对.胡秋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解释文艺现象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依据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述,而左翼理论家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特别推崇列宁开创的党性理论;胡试图辨明的是文学本体论问题,左翼理论则着眼于文学的功能.胡秋原在论辩中阐述了一些合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是对左翼文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益补充,促使了左翼理论家的态度反省与理论完善.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与左翼文学论争的美学意义

新文化和新文学是在不断论争和分化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就与左翼文学发生了论争,它不同于发生在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而有着丰富的美学意义,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在挣脱传统经学和玄学束缚之后而有了审美的自觉,从逻辑的、理性的理论构想走向了文学的审美创造,在文学与时代、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间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尚力与闲适的审美裂变.     

牴牾与互补——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

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抛开论争的火药味以及意气之争,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鲁迅是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梁实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二者的观点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柢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是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共同完善了对人性与阶级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思考.     

梁实秋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

梁实秋以二元人性论批评“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自然人性论”,即酝酿着一个更为重大的论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关乎社会改造方式的论争。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现象,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体现的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艺术哲学。     

《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复兴”论争

杂文是1949年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身份暧昧的文体,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现实发展牵涉到当时文艺界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发生于1957年《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杂文复兴”的论争,吸引了延安文人、前左翼作家、前自由主义文人等不同群体的卷入,并以对“冷嘲”与“热骂”、“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性解释,折射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差异与矛盾.     

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的演进

王尔德的悲剧《莎乐美》在中国上演后 ,引发过梁实秋与田汉之间的一场论争。论争的主要焦点 ,是如何看待《莎乐美》所携带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梁实秋不仅意在批评王乐德与剧本 ,更是要通过批评进而“清算”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如果说 ,田汉代表着陈独秀以来新文学中“主流”的声音 ,梁实秋则代表的是新文学中“非主流”的声音。梁实秋的某些说法及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有倾向性的介绍 ,是对《莎乐美》携来的“新道德”的一种质疑 ;同时 ,也是对中国“摹仿”者的一种提醒———一种以“非友善”面貌进行的有益的提醒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无论是社会历史演变还是理论逻辑转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繁琐的论争过程,也正是透过论争,可以清晰地探析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十几年间文学观念的变化。其间,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的理论宣言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文学观念的心态嬗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工具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功能嬗变;而作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之间的论争,更是集中体现文学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运作形态的嬗变。三者共同勾连起社会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纽带。     

林语堂与梁实秋美学观念之辨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和梁实秋两人在求学生涯、学理观念、学术论争遭遇等方面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他们两人在美学观念上却代表着两个悖逆的极向,前者崇奉浪漫主义,后者信仰古典主义。这种美学差异,在创作中是追寻性灵表现,还是严守纪律规则;在表现对象时是强化独特个性,还是推崇"常态"人性;在文学主张上是提倡闲适幽默,还是关注历史透视等几个方面的对立中呈露出来。这种比较辨异的方法,有助于对作家的美学观念与体系作出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