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祥传》出版发行

由本刊编辑部丁明俊副编审撰著的《马福祥传》近日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马福祥（１８７——１９３２）是近现代西北一位著名回族政治人物，对西北民族关系和历史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宁夏建立过稳固的家族统治，与侄马鸿宾、子马鸿逵统治宁夏达３７年之久。马福祥还积极向内地进取，先后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馆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作者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对马福祥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他关心国防建设，调解民族矛盾，大力支持回族文…     

我国边疆教育的早期近代化转型——晚清蒙藏回教育之策的朝野认知与各方互动

随着列强侵略中国边疆领土和谋取中国边疆教育权危机加重，中国边疆传统教育落后与以教育统合国民的民族国家建设需求矛盾日渐突出，晚清朝野士绅发出了“蒙藏回教育，急宜筹备”的疾呼，提出了“兴学为办理边务第一要务”和以“同化主义”为“蒙藏回行政方针”、以“语文统一”为“蒙藏回教育行政方针”的主张，并从边地兴学与内地兴学主旨差异角度探索了蒙藏回教育发展的路径、次第与方法，为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教育由传统寺院经堂教育向以汉语文和科技知识为主的早期近代学堂教育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决策基础。晚清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早期近代化学堂教育起步，既得益于学部与理藩部的重视和统筹推进，更得到边地督抚大臣的高度关注与强力推动，中央和地方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边地学务发展的格局，旨在达成合满汉蒙回藏苗夷为一体、以汉语文和汉文明沟通融合蒙藏回诸民族言文思想的民族国家建设目标。这一转型起步，尽管在各边地的进展与成效并非整齐划一，但却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实践意义和思想启迪。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为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康藏镜像:《蒙藏周报》琐议

《蒙藏周报》曾被称为"蒙藏民众之喉舌",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沟通边疆蒙古、西藏与内地的唯一刊物~(2)。该刊主要刊载国内外新闻、教育消息及科学常识,以利蒙藏等边疆地区发展;同时注意将蒙藏地方相关情况传播于内地。该刊有关康藏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礼俗等的记载,以及建设改良等事业的建议与讨论,有不少极具影响力的政论性文章,而且还刊登了部分公文、档案,是内地了解康藏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研究民国时期边疆事务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研究价值。     

康有为忧思蒙藏与国家统一

康有为素来热心国家政治,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蒙古和西藏问题,将其与国家统一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前后,他对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英国谋夺西藏,表示强烈的愤慨,先后写了多首诗抒发自己忧愤之情,并撰《蒙藏哀词》长篇策论,分析蒙藏问题现状,献陈外交应对方案,批评政府失误。面对国家危亡,康有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主张国内团结、民族合一、先敉平内乱、统一边疆、合力对外,等国家统一稳定之后再追求文明、平等,建立共和政体。     

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

明末清初,五世达赖喇嘛取得藏传佛教教主地位,壮大了格鲁派,成为蒙藏精神领袖,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对喀尔喀、卫拉特诸部,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廷的尊奉,也加强了喀尔喀、卫拉特诸部对清廷的向心力,稳定了蒙藏地区和平局面,为清朝最终统一北部、西部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20年来有关清代前期治理西北蒙藏地区政策研究述评

清代前期对蒙藏民族地区的成功施治,堪称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这一地区政治统辖关系的典范,素为后人所称道,也为研究者所重视。20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成果主要体现在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具体措施、管理机构、统治效果等各个层面。对之进行必要的总结,尤其进行以治理西北蒙藏地区为重点的梳理与评析,指出不足,不仅从整体上对于深化治理蒙藏地区的研究十分必要,也对西北民族史、边疆史、区域史的研究大有助益。     

贡王与国寺蒙藏学校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改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现状。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在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首先提议设立蒙藏学堂。他感叹道：“如不及时兴办民族教育，启迪民智，则蒙古民族将不能存在。”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初，蒙藏事务局获准在京创办“蒙藏学堂”，贡王把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重构国家认同:民初中央政府对蒙藏边疆地区之统合——以1911～1915年为中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与此同时,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危机.在此情形下,民初中央政府抛弃了原有的"十八省汉族建国"理论,转而追求一系列专注于实现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政纲.本文依据认同理论构筑研究框架,对民初中央政府建构民族国家,重构民族国家之认同,整合边疆之相关举措及其成效进行了探究.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蒙藏关系史研究》评介

蒙藏两大民族之关系源远流长。自元朝时期吐蕃与中央政权建立政治关系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紧密连接起来,蒙藏两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不断发展,北方和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牧业经济,同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中,蒙藏两族之间日益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这对于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缔造,对于祖国边疆开发和边防的巩固,对于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统一,这种经济关系和民族关系,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为重要。     

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立法中的藏传佛教因素探析

藏传佛教的生命法思想、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清代中国蒙藏地方法制理念、行政立法、军事立法、刑事立法、经济立法、证据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整体上促使清代蒙藏地方立法逐渐文明化,为清代国家的西部政治法律整合提供了一定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对内民族主义思想,提出了"五族联邦制"的构想,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情况,采取"柔性政策之羁縻",从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质所限,其对外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对内也违背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     

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强化清朝中央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了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其结果是经历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元年,青海蒙古族不仅人口锐减、牧地日缩,且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而藏族则人口与牲畜数量剧增,蒙藏两族从清初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自嘉庆朝开始,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各部就不断向黄河以北迁徙.这既冲击着清朝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居住格局,也使蒙藏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宁.那彦成基于当时情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保证青海蒙藏社会的稳定.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佛教中国化的特点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其前身是阿拉善和硕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1949年前,两旗直属清政府理藩院和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特殊的历史原因及条件成就了阿拉善地区在蒙藏佛教中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地位。文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详细描述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蒙藏佛教的发展情况,探讨了佛教中国化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向。     

顾颉刚与李安宅的人生交集和思想学术异同~

顾颉刚与李安宅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学人,在各自学科领域成就卓著,且都关注边疆问题。两人交谊因国学研究而结缘,因边疆研究而深化。两人均长期在燕京大学任职,均因抗日言行不宜久居北京,且先后到西北考察。两入在西南期间,都参与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的工作。二人在思想和学术上和而不同,都钟情学术但关心现实,精研高深学问也注重社科普及,学有专攻但兴趣广泛,重视文献也注重实地研究。在边疆研究方面,顾颉刚重点关注边疆史地和民族整合问题,而李安宅侧重边疆社会发展问题。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为了实现大一统格局下蒙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在清廷的统一调度下,云南调兵筹饷直接参与了康雍时期“驱准保藏”、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和平定阿尔布巴反叛等三次军事行动。文中对于历次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及行军路线、后勤供应及其影响等史事进行了梳理和呈现。滇军入藏既是清廷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加强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保证川滇统筹协同安藏的基本前提,由此拉开了川滇藏安防一体建设的序幕。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平叛,不仅维护了边疆安定,而且对于加强滇藏交通建设,促进滇藏贸易发展,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滇藏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央第二十指导组赴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指导

4月28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第二十指导组组长冷溶、副组长马璐一行赴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指导。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巴扎西陪同调研。指导组先后参观了“中华一脉同心筑梦——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主题展”“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