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孝道观的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孝道观不同的社会含义。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民国的儒家孝道观,其内涵不断得到扬弃。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重要。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中国传统法哲学的特点和本体观

中国传统法哲学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以儒家伦理法哲学为正统和主干,并以其“仁学”本体观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它们仍是精芜杂陈,因此亟需对中国传统法哲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科学分析.     

使民"心服":先秦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内核

先秦社会普遍存在的契约活动,为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先秦儒家契约观的内核是使民"心服",即邦国政权的兴与亡取决于"民心",换言之,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与安宁,百姓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邦国成员;但是,当国君严重侵犯百姓或家族利益时,他们有权"革命"。儒家社会契约观与法家社会契约观相比,更注重公意;与道家的相比,更注重"规则";与西方的相比,更注重家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国内外学界对于贫困认定视角出现了由“客观”而定到“主观”自定的拓展,对贫困内涵的认知历经了由单维的收入贫困到多维的福利贫困的变迁,这两种趋势的重叠造就了主观贫困概念的出现.仔细梳理其概念、理论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发现:以主观贫困线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人们对贫困传统的认知,这种框架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本身也具备内在性价值.主观贫困研究对于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政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与发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在当代中国实践和发展的历史产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公平的贫困＂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基本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贫困的公平＂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先秦两汉诗教观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

先秦两汉形成的诗教观,以诗乐关系、"风化"说、"讽谏"说为基本内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诗文之外,中国古代戏曲因有音乐曲调这一要素,受诗教影响尤深。一方面,元明清的戏曲评论往往依托诗教观,以儒家诗教中"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思想评判戏曲,以示褒贬。另一方面,诗教观深刻地影响了元明清文人的戏曲观念,这具体体现在戏曲"讽谏""风化""风化艺术统一"说三个方面。戏曲在诗教观的影响下,逐步沦为教化的工具。戏曲所具有的反映社会风俗以及政治教化的功能日益显著,并成为明显倾向。     

试论“仁”的早期文学书写——以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为视角

关于“仁”的早期文学书写,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从珍爱生命到仁生万物、从仁者寿到道德养生、早期孝道书写三个方面.具体到每个方面,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人统筹是推进书写的基本路径,而“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同时也标榜着早期儒家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态观.     

论先秦哲学的变易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的主线

从先秦到近代哲学,中国哲学家们无论怎样的唯物或唯心,几乎都探讨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变易”问题;都触摸了“天人关系”的范畴,并从亲和自然的东方哲学思维中,找到“天人合一”的答案。这一切,都与先秦哲学的变易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先秦诸子为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和“贵和尚中”的文化模式奠定了先哲基础。     

个人资本视域下的劳动力移民城市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遭遇"制度藩篱",该劳动力移民群体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相比,个人资本水平低是其在城市贫困的致因。通过个人资本积累能够消除劳动力移民贫困。     

对地方高校贫困生贫困观的调查与思考

贫困观左右着人们对贫困的看法。积极的贫困观有助于贫困生的健康成长,而消极的贫困观则会导致贫困生的心理贫困,阻碍贫困生的发展。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湖北省地方高校贫困生中大多数人树立了正确的积极的贫困观,但也有少数贫困生的贫困观是消极的,地方高校要加强贫困生的贫困观教育,引导这些贫困生健康成长。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     

论中西生命思想对沈从文生命观的影响

一个人生命观的形成,既有来自其自身人生经历的影响,也与来自思想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沈从文的生命观看起来类似于一种湘西乡下人的"人生哲学",实则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显示出来自中西生命思想的综合性影响.沈从文生命观的内在构成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生命观、道家自然哲学生命观及西方现代生命哲学都具有深层的精神联系,并通过其创作表现出来.     

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与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在对以往贫困研究的解释范式及其蕴涵的方法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论代替实体论,从地位结构观转向网络结构观的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策略,并提出从结构嵌入的角度,以社区与个体为切入点,进行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路径。     

论先秦儒家的和谐社会观

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一是社会政治和谐;二是等级秩序和谐;三是社会关系和谐;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其实现途径是:以“仁”化之;以“礼”节之;以“乐”和之。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