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绍兴和议"与秦桧归宋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关于"绍兴和议"与秦桧归宋问题的讨论,这是推进宋史研究的一件好事.但由于有些学者在史料的占有、分析和运用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疏误,以致不但重复了过去已被驳倒的观点,而且在"绍兴和议"与秦桧评价等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错误观点.     

岳飞冤狱新论

岳飞冤狱新论罗炳良南宋绍兴十一年冬，宋高宗、秦桧为与金人议和，置诏狱杀害岳飞。岳飞冤狱，举朝莫敢言，独韩世忠不平，面责秦桧。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４３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已条记载：“初，狱之成也，太傅礼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     

苏符苏籀节行分化考辨——兼论苏籀绍兴和议期间的创作心态

苏符绍兴间两次不附秦桧,其中固然有个人节行,但背后更有赵鼎与秦桧两大政治势力的角力,苏符虽非赵鼎系官员,却因种种原因参与到这场角力之中。苏籀和金言论出于时事影响下自身的思维逻辑以及对宋金关系的判断,而非阿附秦桧,其谢秦桧启不过是转官之后的例行公事,两次转官皆事出有因,并不由于秦桧的提携。二人所谓的节行分化,实际上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洗脱苏籀"文丐奔竞"的恶名。苏籀绍兴和议期间的创作心态,以绍兴十五年为界,此前急于仕进,此后则疏离政治。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则是秦桧权力的扩大及其对包括元祐后学在内的政治对手的打压。     

江南与江北的互动——绍兴和议后宋廷对北部沿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绍兴十一年(1141)底,宋、金双方签订和议。此前,宋与金、伪齐的战争不断,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经济遭到毁灭式破坏。和议后,此四路成为南宋的沿边地带,宋廷依赖稳定的社会环境,制定减免赋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北方移民和江南居民到淮南四路开垦荒田。与此同时,宋廷在江南等地推行经界法,接着大规模出卖官田,为开发和治理沿边地区提供大量钱物,刺激了江南土豪前往江北垦荒。江南、江北的资源配置合理,南宋北部沿边地区的经济恢复很快,成绩斐然。     

隆兴和议新论

隆兴和议是宋金双方继绍兴和议之后签订的第二个和议,历来为后世所訾议,一则云:“宋朝在完全有能力继续抵抗的情况下,凭空割去大片土地,达成了可耻的所谓和议。”一则云:“金国在卖国贼汤思退的配合下,再度获得了胜利。南宋以无数人民和抗战     

明清绍兴的人口规模与"士多"现象——韩国崔溥《漂海录》有关绍兴记载解读

明弘治间韩国学者崔溥《漂海录》记载其时绍兴府城其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颇与今人感受和统计数字悬隔;关系绍兴文化在明清时代大发展的绍兴府境人口的兴衰,向亦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在参考和审慎解读人口史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占有历史文献指出,明末绍兴府总人口很可能已达600万,与当今绍兴全市人口加上旧属绍兴的余姚、萧山人口规模总和不相上下,保守估计也达460万,今之绍兴市范围1990年的人口在明末已具备七八成;清代盛极而衰之前,绍兴府的人口总量遥居全省第一,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人口压力最大、最紧张的一个地区,今之绍兴市范围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人口已达430万,太平天国武装进入浙江前更多达478万,创造了迄今没有再现的绍兴人口最高纪录;绍兴文化在明清时期获得大发展,绍兴也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才摇篮,作为绍兴文化创造主体的绍兴人才之盛堪称登峰造极,有士比鲫鱼多之誉,由庞大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宋高宗南渡后的政治取向——基于建炎年间几起冤案的分析

宋高宗确立南宋政权之后,即着手收拢军事力量和惩治围城罪臣。在对张邦昌、宋齐愈及洪刍等人的审刑过程中,忠节的传统儒家道德观念被渲染的淋漓尽致,案件进展也大致符合审判程序,但贯通其中宋高宗的意旨,却透视出南宋初年政治的大致取向。相比传统儒家忠节观念而言,稳固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政治基础,以及重构皇权支配下的军事力量,当更具时效性。宋高宗在处理围城罪臣的过程中,恰恰着眼的是实际的政治利益,急需面对也是如何稳固政治基础及应对可能变动的政局。     

秦桧“奸细”说质疑

秦桧“奸细”说质疑顾吉辰宋高宗建炎元年四月，金兵驱虏徽、钦二帝北上，把张叔夜、何、林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官员均一并押走。四年十月，唯秦桧由金归宋。在秦桧归宋问题上，我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几乎是定论的观点，认为秦桧是由金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将...     

南宋初年政局与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研究之一

绍兴九年(1139年)初,金人将河南、陕西归还南宋,翌年五月便败盟南寇,大举攻宋。由于南宋奋力抵抗,很快便遏止住了金人兵锋,这年六月的顺昌之战、七月的郾城,朱仙镇之战、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的柘皋(安徽巢县)之战中,金兵均大败输亏,在西部战场上,也屡屡受挫,铩羽而归。就在宋军节节胜利之际,赵构却与金人签订了称臣纳币的绍兴和议,这一举动受到了后世的猛烈抨击。清人王船山说:“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     

关于韩世忠休闲避难原因之探析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戎马一生,丰功伟烈,于绍兴十一年与岳飞、张俊同时被解除兵权,并先后两次遭秦桧等人密谋陷害。但是韩世忠能够休闲避难,以富贵终其生,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岳飞的挺身保护;宋高宗的私情庇护;韩世忠的自我保护等。     

胡寅与秦桧关系考论

胡寅是南宋初年重要的主战派成员,秦桧则是和议卖国的祸魁.出于为父亲讳、被秦桧蒙蔽以及有求于、有忌于秦桧等原因,胡寅与秦桧的关系经历交厚、被蒙蔽、忌迫害到被迫害的发展过程,但胡寅始终不改其政治立场以及操守气节,不与秦同流合污.     

岳飞冤狱与监察制度的异化

岳飞与高宗、秦桧、张俊等的政见,尤其对战和的分歧,积怨甚深,成为冤案的根源。绍兴十一年,秦桧等利用台谏,制造岳飞冤狱,主要分四步走:一、四月份解除岳飞军事实权;二、八月份免去枢密副使;三、十月份送入大理寺监狱;四、十二月份杀害岳飞等。在岳狱的形成中,台谏成为君相利益共同体下的工具,既是君主的耳目,也是宰相的鹰犬,背离了台谏纠察规谏的基本职能,是宋代台谏运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更是台谏制度的异化。这种异化最为可怕的结局是,君相同流合污,居心叵测,手段残忍,后果悚然。这也是专制体制下台谏运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权力合污,监察异化!可谓是传统政治智慧的妖魔。     

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影响研究

分析梳理了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形成及绍兴地方性塑造方面的影响。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的再现作用,加深了人们对绍兴地方性的认知,影响了绍兴地方性的形成;在塑造绍兴地方性的方面,鲁迅作品承担了地方品牌的功能,为旅游开发和提升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为相关文化再生产提供原始文本和文化意义。因此绍兴在相关旅游开发中,保护和塑造绍兴的地方性,充分利用鲁迅作品和鲁迅文化的价值。     

略谈郑樵的政治态度

在评价南宋大史学家郑樵的政治态度时,史学界的意见颇有分歧.有的同志根据《夹?遗稿》中的《上宰相书》等材料中郑樵对宰相和皇帝的几句谀美之词,就说他向高宗和秦桧进行了"廉价的歌颂".又有些同志根据郑樵的交游人物的分析,认为郑樵一生前期是进步的,后期由于专心著述,不关心政治,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得到流传,不惜向投降派头子(宋高宗、秦桧)求助,因而"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也有些文章则回避郑樵上书给秦桧这件事.近几年,有的文章虽然涉及郑樵的政治态度的问题,但没有作较为系统的分析.郑樵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特别在他晚年是否坚持抗金的主张?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给秦桧上书这件事?这些都是全面评价郑樵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宋高宗与秦桧的君相关系析论

从宋高宗的治国理念、用人原则与近幸势力看,秦桧执政期间的宋高宗的皇权不存在象征化趋势,最关注皇权的君主本人对皇权的设想是专制性的。当皇权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时,专制则因用人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冲击,但专制的实质并未动摇。     

汤阴岳庙

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等投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抗金主要将领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同时杀害。岳飞故乡——相州汤阴(今汤阴县)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最初在县城西南门外,修建一座规模较小的岳庙。明朝景泰元年(1450年)改建住城内今址。它的外廓南北呈长方形,面积四千三百平方米,古建筑九十余间,山门巍峨,殿堂雄伟,廊庑深邃,亭阁秀丽,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是研究我国历史、书法、绘画和古建筑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外游览、观光牲地。     

《朝花夕拾》与绍兴民俗

鲁迅《朝花夕拾》中有许多关于绍兴民俗的描写,寄予着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朝花夕拾》既展示了大量绍兴淳朴的民俗,描绘了一个民风淳厚的乡土世界;也描写了一些绍兴民间陋俗,它们留给作者的是痛苦的记忆和愤慨的情绪。民俗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关系密切,在对民俗的描写中,渗透着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论“鲁迅影像”中的绍兴空间营构

"鲁迅影像"作品中的绍兴空间,是"鲁迅影像"中最稳定、最成熟和最明确的空间意象。这一空间在电影文献纪录片、电视传记片和演剧传记片三种类型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体现了"鲁迅影像史"上不同的绍兴风貌。绍兴空间由风景、风物和风情三种不同符码组成,它们的编码规则代表着鲁迅形象的认知模式,并随着"鲁迅影像"定位和媒介影响而改变。绍兴空间也形成特定的程式:在画面和声音关系、绍兴空间的视线设置、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像内容的排序和比重都表现出一定规律性,也内涵着空间的权力秩序。绍兴空间意象内外视觉机制的形成从属于"鲁迅影像"建构,它具有为鲁迅形象的现代性目标诉求提供批判基础、构筑丰富情感的作品阐释空间和形成情绪氛围的功能。     

评黄龟年四劾秦桧

根据《中国通史》（蔡美彪等著）记载：勺132年8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据民国《永泰县志｝）记载：“时秦桧超拜右相，举朝犹未知其奸，胡安国亦荐桧贤，电年独首论刘桧。……并刻桧党正、王晒、王首道，皆罢之。’旧此，秦桧只当一年右相，就被黄龟年弹劾，于绍兴二年（113）八月甲寅罢官了。黄龟年（IO83—1145），字德邵，福建永福县（即今永泰县）人，生于宋元丰六年，卒于绍兴十五年。宋崇宁五年（11O6）中进土后，初任消州司理参军，后调河北西路挺举，太常博士，吏部员外郎，监察…     

绍兴新制与宋诗声律探勘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卷首《韵略条式》保存了绍兴年间科举试诗的重要声律文献。借助计算机自动标注算法，可以发现绍兴新制主要指向“■平仄平仄”与“■仄平仄仄”两种句式，体现了南宋初科举相对宽松的声律取向。动荡的时局、长期废诗造成的规范意识缺失以及统治者的诗学好尚，是新制创立的主要原因。宋诗声律存在律法与诗法的双重层级，因此绍兴新制未对民间律诗写作产生显著影响。借由绍兴新制，可反思二四异声、拗救等重要诗律命题。量化研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亦有助于揭示诗律演进的关键细节，重新认识近体诗律的多元面向与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