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     

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及其现实意义

税收宪政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民主立宪的方式有效地约束政府征税权力、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国家税收治理基本原则。一个税收宪政主义国家通常强调以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基因为基础,通过民主制定税收宪政法律制度,实行税收权力分立制衡,以有效保障公民财产所有权、税收民主决策权的充分实现。一、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的内在基础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包含立宪与民主两大基本构成要素,也就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两大基本支柱。税收立宪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政府的强制性税收权力,限制多数人的税收暴政,巩固和加强了税收民主制度,保证税收民主运…     

英格兰宪政与现代理性官僚制问题——重访韦伯的“英国法问题”

本文以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为文本基础,系统地比较了英格兰普通法宪政与欧陆理性官僚制两种政体建构逻辑的差异。理性官僚制的政体逻辑以"支配"为特征,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通过齐一化和常规化的方式治理。韦伯以理性官僚制为现象基础所概括之理论框架,不足以描述与理解普通法宪政。英格兰普通法宪政的本质是社会权力对国家体制的渗透与重塑,相对于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乃是一种全新的政体逻辑。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梁启超的儒家仁政思想

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梁启超,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又对它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关于儒家仁政思想的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梁启超分别从仁政与权力、仁政与民这两种关系阐述儒家仁政非宪政的思想,开启了从仁政走向宪政的探索。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指明,在这一道路上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还是反之,因而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存在矛盾之处。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儒家潜涵的宪法与宪政思想

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其整体的表达方式,即强调动态过程、重视民本、趋向人文、要求道德实践,具有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特别关注发展人性的善端,提出和建立一套基本原则与价值系统来引导,规范国家权力。可以说,儒家对人、文化、社会和天下的认识中潜涵着一种根本的宪法与宪政思想。如何赋于它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规范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法典及治理法则,是宪政儒家必须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关于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思考。政府管制内在地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力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权力是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     

"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对当代中国宪政建设困境的若干反思

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宪政建设史的回顾,分别运用"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概念分析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障碍与路径.本文认为:完全工具主义的宪政建设理念、缺乏宪政制度运作的适宜的社会生态条件支撑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特殊的路径依赖问题.面临变化了的宪政制度建设环境,需要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范式转换,其主要内容是突破宪政工具主义的思维定势,肯定宪政限定政府权力边界、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初理念;借鉴新宪政论的观点,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在确立制度权威的基础上,推进全面综合型的宪政建设.     

儒家“有教无类”与佛教“平等教化”之差异及历史影响

大乘佛教认为,佛性是人与世界的本质,佛性具有超越世俗的特性。以佛性论为基础的"平等教化"摆脱了一切世俗条件的束缚,是一种全面、绝对的教育平等。传统儒家伦理学则不具备这种超越性,因此"有教无类"很难摆脱种种社会世俗条件的限制。在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启发之下,宋明儒者构建了儒学道德本体论,这使得儒学理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世俗的特性,并最终将女性、愚者纳入儒学教育平等的范围之内。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儒家社群主义略论

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思想,其基本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具备。但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却完成于宋代理学,这就是“四书学”理论系统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儒家社群主义除了可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补充起作用之外,它的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东亚,主要是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民主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社群主义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在于:经过自我批判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实现儒家思想由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化。     

儒家“礼治”思想对刑讯治理的影响和启示

儒家"礼治"有两层涵义,包括"别"和"仁"。儒家"礼治"之"别"铸就了古代刑讯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并使得古代关于刑讯的规定具有等级色彩;儒家"礼治"之"仁"带来的影响是古人对"人命"的重视,因而古代统治者在允许司法刑讯的同时,又对刑讯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治理刑讯的关键在于"治人",只有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刑讯滥用的现象。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儒家“生生”与柯布“大写的生命”之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宝贵的生态思想资源。"生生"观念是儒家生态思想的精华,对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儒家与过程思想,特别是儒家的"生生"与过程思想家柯布"大写的生命"在许多方面有着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