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至乐无乐——论庄子审美的生态智慧

庄子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其思想动因最初是为了超越时代的恶。要超越时代的恶,人道应以天道为据,自然无为。为此庄子提出了证道的境界——“天人合一、至乐无乐”,这是庄子生态智慧的核心思想。“自然”是理解它的关键,审美是其特色。在庄子的生态智慧中,他展示了一种不断追求境界超越的生存格调和人与自然亲和的生活方式。     

至乐无乐:庄子“天籁”“三变”说辨析

庄子以三籁为喻的目的不在解释何谓天籁,而是由天籁的疑问转移到如何聆乐的问题,他力图超越耳目闻见的认知功能,使耳目在收视反听的自指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达,因而在道的层次上以虚言乐的起源,以愚言聆乐的状态,以无乐言聆乐的快乐。庄子无疑开启了音乐的最高境界与聆乐的工夫,这种论乐体道的方法与境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及艺术欣赏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嵇康的声无哀乐之论和以古琴为首的中国音乐所追求的自然平淡之境,可以说都始源于此。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而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系列论述之中。为夯实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就应准确把握其思想渊源,因此,系统地梳理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容,阐述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对一带一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并论证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和一带一路经济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理性与经济学理性

科学的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科学的经济理性对称,科学的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揭露和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并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重视和发挥领袖权威,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理性对待妥协问题等,这一系列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且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实践意义。新时代党建要注重纪律建设的系统性,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线,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进党内和谐。     

“法轮大法”的思想要害是扼杀理性

“法轮大法”的思想要害是扼杀理性。从“法轮大法”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确立健康有效的理性观念。     

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形成和演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以及不断修正这一基本假设。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信息完全和市场充分的假设，将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纳入到了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而行为法经济学从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一崭新的角度，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揭开了法经济学的新一轮发展。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经济学传授中的思想与技术

经济学工作者在传授经济学过程中 ,由于“课堂经济学”的原因 ,或者受“工具理性”的影响 ,或者受近来比较时髦的数学形式的影响 ,有轻思想而重技术的倾向。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应向更多的人 (不仅仅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生 )普及和传授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思想应该成为继研究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     

“乐”动的精灵

石城,一个冬天的神话。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上完最后一节课,他们原本会选择直接回家,或者和小伙伴们去玩耍。但是今天他们没有,因为他们被选作南京六合区金牛湖希望小学的学生代表参加姐姐的钢琴独奏会。这个姐姐,不是别人,正是被誉为钢琴公主的17岁少女王诗然。     

“教育中的灌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需要在比较教育与灌输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教育中的灌输与灌输式教育,贯彻教育中的灌输这一根本原则。教育中的灌输主张以生为本,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的积极引导作用;教育中的灌输重视人的理性精神和综合素质,强调教育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与丰富性;教育中的灌输反对强制、填鸭和放任自流,提倡共同解决型教学方法。     

“大一统”思想的缘起、重识与重构

“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缘由，在其发展与变革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从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回顾“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从“大一统”思想的变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大一统”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阐释。     

论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艺术理性与艺术“非理性”

理性与非理性问题,是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类主体的构成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在文艺活动中表现为艺术理性与艺术“非理性”。艺术理性是主体关于艺术的基本经验范式,艺术“非理性”则指那些在艺术创造中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本能的、直觉的、潜意识的力量。二者在创作活动中,既有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总的说来,艺术理性对艺术“非理性”起规范引导作用;艺术“非理性”对艺术世界的诞生提供了主体生命的能量。二者都具有艺术性。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孙中山的“互助”思想与当代社会

孙中山的“互助”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是孙中山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孙中山“互助”思想的基本内涵及“互助”思想的渊源的基础上,就弘扬“互助”精神,正确处理“互助”与“竞争”的关系,建设公正的和谐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研究任务从根本上规定着学科的建设方向,是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定标准,指导和约束着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必须首先明确其研究任务。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分工合作在经济行为中的基础性地位、新型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亟待重塑,都要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这一研究任务的确立将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进而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的显在特征,形成这一特性的文化渊源是墨家实行实效的思想和儒家的实用理性。毛泽东的实践理性主要表现在他对生产实践与审美活动的关系、社会实践与艺术活动的关系、文艺与文艺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和论述上。毛泽东认为:审美活动的根基和源泉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不仅是反映世界,其意义和价值在于改造世界;现实生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影响和决定艺术与艺术创作关系的重要因素,政治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逻辑延伸。毛泽东实践理性中的"政治",在根本意义上指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指向具体时空中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     

对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的述评

本文总结性地论述了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看不见的右手“（市场）、“看得见的左手“（政府）、“看得见的右手“（企业）和“看不见的左手“（权力及利益集团）的功能、缺陷及发挥各只“手“的功能所必需的约束条件。认为,要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各只“手“必须各司其职,发挥其长处、规避其缺陷,在其有效边界内运作而不能畸形发育,并处理好“四只手“之间的比例、结构和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