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与中华学漫议

中华学是中华民族通过科学理性自我反思和自我觉悟的结果。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却是“实用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现在我们反思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认识到必须要提倡一种超越眼前功利的科学理性精神,希望由此可以建立一门科学的中华学来作为自己前进的参照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萨特人学的“非理性”论

该文从研究萨特文学的目的出发，主要探讨了萨特人学的非理性问题。１．指出西方人学非理性在文学中的两大类表现。２．萨特人学的非理性，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重在反对“唯理论”；３．在分析了传统理性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之后，认为萨特的“非理性”不等于“绝对的反理性”；４．“抗争性”是萨特非理性人学中的主要因素，他要求人们面对被奴役的处境，勇敢做出“不”的行为选择；５．“新理性”是萨特人学的隐形追求，从传统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应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三段式。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论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分殊与融通

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分歧由来已久，“交恶说”和“融合论”都同样把它们看成为相互外在的两极。文章立足于人文理性的视角，考察了理性的分化和科学理性的张扬过程，揭示了科学理性的人文价值内涵，最后从存在论、人性论和哲学理性完整性的意义上论述了二者的同根共源。     

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实际的管理行为只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理性调控危机的构思和执行。“有限理性”由于“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也由于“理性”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为我们认识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有限”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理性观的批判

马克思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资产阶级的理性观进行批判。他从人的对象性本质出发,指明了不能从理论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理性反思,应将理性反思与"理论反思"明确地区分开。从理性反思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以异化理论对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并对政治理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理性”的发展及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经历了从客观归属到主观归属的转变；近代反启蒙运动则高举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对理性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后现代主义运动对理性的“攻击”更为猛烈；而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则企图通过揭示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樊篱为理性寻找新的出路。     

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论——重回1980年代文学研究

意识流是最先来到当代文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潮流之一，它成功地参与了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实践。王蒙的名字使读者认识了意识流，也使人们见识了现实主义之外的“现代”的东西。他当时的小说实验不仅重新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位置，而且唤醒了人们对传统创作方法的反思和对新的审美艺术的探求。然而，站在文学史角度，我们看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实为一种理性规范下的小说，他作品中的意识流是一种理性的“意识流”。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具有明确理性思想塑造出来的形象，而不是生活中的存在于本真状态中的“人”。     

从科学与人文主义间的关系谈人文理性的重建

科学的危机是科学和人文主义分裂的产物,实质是理性绝对化为理性主义的结果.文章在历史地回顾与反思科学和人文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时期理性的偏颇,进而提出要克服科学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从科学和人文主义相统一的角度重建人文理性.     

“纯粹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体系”——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关系的一种解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本文根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若干提示,引入康德把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分为“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体系”两个步骤这个视角来考察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所谓黑格尔绝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阐释.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精神”内质结构的哲学透视

哲学视域里“精神”的本质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反映”而形成的思想结晶。“反映”活动应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对信息简单感知——“反应”、对信息抽象加工——“反思”以及对信息创新重构——“升华”。这样复杂的“精神”内质结构可以划分为“情感世界”“理性世界”和“意义世界”,这三个“世界”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们共同构成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爱国主体理性思维力的培育与发展

“爱国”情感是主体最初植根于共同体关系建构的高级情感形式之一，作为一种情感结构，“爱国”情感的培育和表达在实践中呈现复杂多元的样态，情感培育的流动性、情感对象的模糊性和情感表达的易煽动性这三个层面体现出这一结构的基本特征。如今复杂的网络生态冲击之下，“爱国”情感的基本内涵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和思考，理性爱国的实践方向和价值目标需要得到重新阐发和理解，“理性爱国思维力”作为主体的重要思维品质和能力应该得到良好地培育和引导。以主动建构自身的理性认知系统作为依据，以文化认同与制度及社会价值认同一致的目标作为方向，以对思维对象矛盾的批判反思作为作用点，在理性认知、价值目标和思维对象三者连贯统一中实现主体理性爱国思维力的生长。     

论科学语言与哲学语言的关联与差异

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都是理性符号形式,具有“理性相关性”,但它们又有着各自的语言符号系统,存在着科学语言的特殊性、精确性、普适性与哲学语言的普遍性、思辨性、个性化的差异。它们表达着各自的理论,揭示着不同等级、范围的世界图景。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比较与论证,可以更好地把握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特点及其关系,以及它们在科学与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以现代性为中心的考察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界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三者之间的互动.本文首先对现代性作了新的理解,分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反思现代性,指出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建立理性现代性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其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建立理性现代性中的作用,从而论证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互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