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

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公元１８８５年），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海防筹议”。（下文简称“乙酉筹议”）这是继同光之交“海防筹议”后的又一次大“筹议”。近年来，史学界对同光之交“海防筹议”评述较多，而对“乙酉筹议”并没有引起重视，至...     

同光之交“海防议”中若干问题辨析

同光之交即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年至1875年),清政府内部展开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海防议”。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海防议”虽有较多评说,但不少评说不能令人信服。本文拟对“海防议”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辨析,偏颇之处,祈请识者匡正。一关于“海防议”的历史地位“海防议”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国防建设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能低估的。首先,“海防议”表明清政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众所周     

论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

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是他办理外交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基于他认识到国家实力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决定因素，也立足于他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局势的清醒认识和急盼中国拥有实力。为此，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完整纲领，试图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因此，他的“外须和戎”思想包含着一定的爱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妥协投降的卖国思想     

“义”辩

“义”辩范正刚一“义”之本义《说文》解释为己之威仪，从我、羊。古时也有解释“义”与善同的。《辞海》选择了前者，认为“义”是仪的古字，指威仪。羊在上古往往是财富的标志，从我、羊之“义”其意指对象当是拥有财富的奴隶主。考察此时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套由君...     

“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于年前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 4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海防人物与思想”、“海防史史料研究”、“海防策略与海军建设”、“民国时期的海防发展”、“海事与中国近代社会”、“地区防卫”、“海军、外交和亚太地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择要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防人物与思想戚俊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教授 )的《戚继光兵学与中朝御倭海战的胜利》认为 ,戚继光不仅是我国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轨迹:“义”“利”之辨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一条主线,不论是人性天理,还是道德学问,都始终紧紧围绕着“义”与“利”这两个问题来展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义”,是指道义,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智、信、孝、梯、忠、恕,等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利”,是指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功利。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由儒家文化的结构和特点而决定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道德型的价值观,其核。动内容是“仁”和“义”两个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是贵“义”轻“利”…     

“李唐”祖籍考

“问祖归宗”为弘扬中华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在涉猎了历史上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代李氏人物的资料后,以为其中的一些杰出者,如,李渊、李世民、李隆基等,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都起了卓著作用,为华夏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李唐祖籍在何处?目前已引起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历来,李唐祖籍通常的说法有三,一说“陇西狄道”,另一说“陇西成纪”,还有一说“巨鹿郡”。笔者在查阅了大量史料之后得出,李唐祖籍在狄道(今甘肃临洮)。“成纪李氏”系“狄道李氏”之后裔,现就搜集的李唐祖籍有关史料汇集于后,以供史学界进一步考证。     

从“贵义贱利”到及功近利──对传统道德中义利观的反思

“不务张其义”、“唯利之求”，否则，就会因利益纠纷“上下交相诈”，“国不免危削”o。对个人修身而言，“以义制事，则知所利”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他强调“义”对于人是须臾不可离之物。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义”字，并明确提出君子应当“以公义胜私欲”、“志忍私、而后能公”四这说明道德修养中的义与利比较是要经过思想意识内部的斗争来完成的。儒家中的先秦诸子，对义与利的阐释，都是倡导以“义”为第一，“利”要服从“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贵义贱利”思想从来就…     

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

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张良俊１８７５年，郭嵩烹就清廷的防务之争，上《条议海防事宜》（以下简称《条议》），指出中国不仅面临紧迫的“边患”，而且潜存着深巨的“隐忧”①，认为海防、塞防“未可偏重”，主张循习“西洋政教”以为中国自强的“本源之计”...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正解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句对“攸然”的解释，字典辞书和有些专著均采用赵歧注，释“攸”为“迅走”义．通过我们的考释发现赵歧之注不能成立，“攸”无“疾快”义，字典辞书的编者，均是由于误信赵注。衍设“迅疾”之义项，此处的“攸”为其常义“自得貌”。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距今百余年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曾就是否恢复我国新疆领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争论,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前者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根据当时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协以谋我、此呼彼应的特点,得出了“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结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领土,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论点.后者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一八七四年底就首先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以大办海军需用大量军费作借口,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     

论“义”与“感情”——两种婚姻一般条件的比较分析

“义”与“感情”分别作为婚姻的一般条件利弊互见。“义”较之于“感情”，在对婚姻本质的揭示上，更准确、客观一些。并且，“义绝”之“义”有效实现了婚姻制度与整个法律体系的贯通和协调，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指引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向立法价值。将“义”与“感情”作比较，不是试图从立法上用“义”来取代“感情”，而是要进一步说明，法律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立法者，必须正视和尊重法律科学的规律性，以此来改进我们的立法。     

“新”字新解

“新”字 ,常作“新鲜”解。但《说文·斤部》云 :“新 ,取木也。”段注 :“取木者 ,新之本义。”然则“新”之新鲜义从何而来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页 6 6提及“新”的新鲜义来自“汛” ,然未考证。今试证之 :《说文假借义证》 :“新 ,取木也…借信。”“新”、“信”音同 ,“信”是“新”的假借字 ,“新”的新鲜义可从“信”中寻。《说文通训定声》 :“讯 ,又为之误字。泛滥之义或借为信亦通。”《汉语大词典》中“”有“洒”和“浸溢”等义。“”又作“汜” ,即泛滥的泛字。“汛”与“”形似 ,许多经籍传抄过程中常误为…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李文才唐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向朝廷提出继任此位，唐廷予以拒绝，并进行讨伐，历时一年多，平定了昭义镇。因昭义镇也称泽潞镇，故史书多称“武宗平泽潞”。这一历史事件，是所谓“会昌之政”的一项重要...     

宋代“离骚”释义考索

唐诗有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为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之诗人，其《离骚》一篇，更为历来脍炙人口之作，古来即与《诗经》并称为“诗骚”，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之地位。然而“离骚”一词意为何解？今试结合历来学者之论，以评析话说，进而析论此名之含义。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以还①，学者已有论及“离骚”一词之义者，而于训解上则颇有歧义。其大旨之归趣，仍可加以协调。及至宋人治学，好出新义，其中即有学者项安世与王应鲜提出了“离骚”亦即“骚离”之说，其义颇为新鲜。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称事篇…     

论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义”观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从儒家思想的“理”“义”萌芽,到与马克思主义的“理”“义”合一,再到“理”“义”创生出的当代价值,李大钊建党思想处处彰显“理”“义”之意,也正是对“理”“义”概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李大钊建党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石。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孟子“义”范畴初探

“义”是中国儒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同孔子相比,孟子对于“义”的讨论则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因而也就在一些方面有所创见和新意。一孟子把“义”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义”与“道”平列无别,几为一物。这与孔子仅仅突出地讲“仁”和“礼”形成明显的差别。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必要结果,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行了。义是人们行为的最后准则。不仅如此,在他的许多论述中,义与道的含义相近,地位相当。他说,养洗然之气要“配义与道”(《孟子·公     

《口技》中“会”字的注释不准确

初中语文第三册《口技》小“会宾客大宴”的“会”字课本与《教学用书》均以“集会”作注。“教学建议”又说“会”的“适逢”又与今义略有差别，则又与注释不一致。笔者认为在此应是“恰巧、适逢”之义。原注脱离h言环境，把多义词“会”单义化是不妥当的；且把古词本身具有的含义说成是占今义略行差别，也是不准确的。《辞海》中对“会”什11）的注释有问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义项是“合，聚合；会合”，这是基本义。与之们近的是“集合”义。但《目技》的“会”是口技表演者的行为动态，据上正文意，应是“正好碰上”或”恰巧遇上”的意思…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