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促进企业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自愿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正向真实盈余管理;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进行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学术界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的制度约束,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讨论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邻地转移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转移作用,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FDI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固定废弃物,但没有产生节约能耗的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放大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而且会发生污染转移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规制内容和执行的优化,两类规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所改善;区域异质性检验显示,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与总体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不明显。     

“双碳”目标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评估

基于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窗口下的非径向DDF测算碳排放效率,采用半参数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和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全国平均碳排放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高于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低于平均水平。在“生产效应”和“消费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碳排放效率随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N”型变动趋势。可再生能源对全国碳排放效率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但它每增加1%,会分别提升东、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0.62%和3.5%,降低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7.43%,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化配置。据此,文章从碳定价、财税优惠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碳排放效率和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实证测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契合高质量发展理念对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加以非参数测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时空特征和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区域环境效率整体改善呈由东至西逐渐递减的空间不平衡分布,但该空间差异总体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仍是导致空间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而低效率区则分布于西部内陆省份;强制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政分权抑制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改善,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不显著;自愿型环境规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可以“双赢”吗?——中国工业行业细分视角下的强“波特假说”研究

面对"粗放型"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合理且高效的环境规制道路，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选取2003-2015年工业部门37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污染密集指数划分行业类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限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2）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点，环境规制与GTFP整体呈"U形"关系，其中，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倒U形"关系，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U形"关系；（3）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抑制GTFP阶段，中度污染型行业还未跨过拐点，有待进入激励GTFP阶段，轻度污染型行业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激励GTFP阶段。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更加着眼于中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逐步优化重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产能结构，建立合理高效环境规制组合，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严格的环境管制会损害竞争力吗?——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扭转环境退化需要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消除环境外部性。然而许多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担心严格的环境管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进而影响地区的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认为,严格的环境管制对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短期的,而其预期收益则是巨大的、长期的。文章最后对改进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提出了建议。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39 4和0.045 5,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 7和0.028 7,且系数检验显著,对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近地缘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环境规制彼此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忽略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作用,有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第三产业比率、国有比率、外资比率和研发强度提高对提升生态效率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资本劳动比率、贸易开放度比率提高则不利于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