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学榷议

地域文化的研究在今天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以及徽学等概念的提出,也随着对古都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认识和西安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思索作为十三朝古都的长安,从周、秦到汉、唐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种文明的背后有一种理性的文化符号,对此可以将它升华到一种系统的理论的层面来认识。     

唐代长安的旅游

唐朝都城长安由于其在国际、国内的重要地位 ,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影响 ,呈现出旅游业的兴盛 ,它对今西安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为了充实都城所在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西汉政府特别重视漕运交通的建设。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开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其次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于渭水南岸开凿了东西三百余里的漕渠,大为成功。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在关中内部渭河北岸,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作用巨大。自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的相互沟通与漕运,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西汉彩绘陶俑的美学研究

随着西汉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彩绘陶俑展现在世人面前,丰富着人们对汉代美学的认识。西汉彩绘陶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不同于茂陵石雕的雄浑与奔放,也不同于东汉陶俑的动态十足和浓厚的民间生活情趣。西汉彩绘陶俑是王侯贵族审美情趣的体现,它呈现出小巧、柔婉、细腻的审美特征,体现了宁静、含蓄、内敛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汉代美学的柔婉之美。西汉彩绘陶俑折射着汉初无为而治的时代精神,具有楚文化浪漫、飘逸的精神气质。     

西汉侍中非加官考

史家对西汉侍中一职的研究多有所涉猎,但主要是从中朝加官的角度或者是从门下省的发展角度加以论述,往往忽略甚至否定了其作为本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对西汉侍中职官进行梳理和考证,以期对西汉侍中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西汉中后期儒生政治的勃兴与极端化

宣元之际为西汉经学迎来重大转折的重要时期。随着经学进入极盛时代,儒生政治亦由此勃兴,由于儒学本身的理想化特征,儒生政治也始终表现出鲜明的理想化特质。缺乏政治实践与斗争经验的儒生走进权力中央,面对元成时期频发并至的现实危机束手无策。除此之外,在与外戚及宦官集团的权力博弈中,儒生群体政治经验不足的弊端凸显无遗,节节败退。前述种种挫败,使得踌躇满志的儒生政治逐渐陷入低潮,儒生群体对现实失去信心后,转而对西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产生质疑,西汉末年阴阳学理论与谶纬之学的兴起均属儒生态度转变与儒生政治转向的衍生品。儒生政治由此走上了极端化发展路径,西汉帝国的瓦解与崩溃至此已成定局。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西汉自然灾害及气侯初论

本文论述了西汉时期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几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及其原因和规律；并进一步分析论证了西汉时期的气候状况──处于由先秦温暖期向魏晋南北朝寒冷期的过渡阶段。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长安学溯源

长安学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人们对此还有许多看法,多数学者尚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长安学还比较模糊。要使长安学变得清晰起来,就要找到它的理论基础。产生于长安大地的这门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化,就是长安学提出的理论基础。     

西汉苏建家族迁武功考

在西汉,以平陵侯苏建为先祖的苏氏武功一派,经长期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望族,人材辈出,后世苏氏遂以武功为郡望.但在苏建家族迁武功问题上仍存在不少疑虑,依据两汉史籍中有关苏建父子的史料记载及汉代的封邑、职官、丧葬风俗等制度,结合苏氏宗谱、历史地理、风俗史等各方面资料,在对长期纷争的平陵侯苏建家居何地、封地何处及墓址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研究的同时,可以得出苏氏家族迁至武功并非始于苏建而应始于苏武.     

两汉宗室文人籍贯考辨——基于目前三种籍贯推断方式的讨论

两汉宗室文人大多数没有籍贯记载.确定他们的籍贯,需要结合其世系、排行、生年、生地和婚龄等情况进行专门考证.但目前几部代表性的著作只是按照从开国皇帝原籍、从京师或从诸侯王封国这三种方式推断.这三种做法是否符合史实,需要结合这些宗室文人的世系、排行及生平事迹进行考辨.     

试论西汉新儒学理论体系的生成

为了大一统政治及时代发展的需要,董仲舒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孔孟儒学思想及法家专制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和发挥,构筑了西汉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思想的统一和融合,影响至为深远.在董仲舒及其新儒学理论的评价方面,历史误解颇多,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应该还董仲舒及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一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

2004年发现的一方唐代墓志,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墓主井真成是一位埋没千余年的日本遣唐使。墓志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日本”国号,引发日本国号乃唐朝所赐之类的议论。同时它传递着鲜为人知的诸多信息,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很可能会改写历史。本文围绕井真成与唐国子监的问题展开探讨,力图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再添新说。     

儒学与西汉世风

西汉开放气象所呈现出的逐利、奢靡之风在于政治经济之需与习俗固有的延续性、排斥性所致,受到冲击的儒学使其在理论体系和内容上汲取糅合诸派之言与民间风俗,拓展经义阐释的理论空间和社会信纳的实践层面,由此推动理性的开放气象走向极盛。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西汉儒家生态思想研究

西汉儒家秉承先秦儒家“民本”、“农本”、“节用”、“尚礼”等思想,对生态保护而言,利大于弊。西汉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用之有度,取之有时”的思想,在注意到开发资源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选择和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感恩等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西汉盛行的“灾异说”把生态灾异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误导了人们对生态灾异真正原因的探求,影响了生态科学的发展。     

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