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

《湖北学生界》(《汉声》、《旧学》)是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以省份命名的报刊。无论在新闻史还是在近代史亦或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湖北学生界》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历来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该刊以湖北为名,彰示了它与晚清湖北剪切不断的渊源和联系。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牡丹亭》结构艺术初探

中国古典戏剧从《牡丹亭》开始有了复合式结构模式,它打破了传统爱情题材戏剧惯用的、以《西厢记》为代表的单线链状结构模式,在“爱情”的主线之外又添加了“政治”的副线,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换言之,是使《牡丹亭》相对于以往的戏剧作品来说显得结构更复杂、内容更丰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枝蔓过于繁复的弊端。这种戏剧结构新范式对后世影响颇大。     

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

本文认为,应将《朝花夕拾》、《野草》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朝花夕拾》里的回忆,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所要创造的儿时的民间世界是与现代评论派“绅士”的世界相抗衡的。而《野草》所展示的,是鲁迅在被整个学界、社会放逐,他也自我放逐时所达到的境界:由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语言秩序的整体性怀疑和拒绝,达到“空“和“无”;由独自对黑暗的承担,而达到更大的“有”与“实”,获得更为丰富、博大而自由的“欣然”而“坦然”的生命体认,同时服从于不计后果,不抱希望的,永远不停地“向前走”的生命的绝对命令。这是可以通向最后十年的鲁迅的。     

艺苑奇才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

李渔是明清之际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不以传统的价值观为然,而醉心于他所热烈追求的以戏剧表演、小说创作和杂学采摭为职业的生活方式,以致遭到周围人们的非难。他的叛逆性格成为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人情世态的镜子。他的哲学意识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拨,是对以李贽、汤显祖为代表的反传统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坦率地把自己的写作动机与对金钱的考虑挂钩,在士人耻于谈利的封建社会实是惊世骇俗之见。“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个十足的小市民,二者就是这么不协调地统一在李渔身上。《闲情偶寄》是他一生艺术经验的总结和结晶。     

魏源与时俱进的三部畅销书

魏源是我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他一生“倡经世以谋富强 ,讲掌故以明国是 ,崇今文以谈变法 ,究舆地以筹边防”,不仅“兼揽众长 ,各造其极 ,且能施之于实行 ,不徒托诸空言”① ,不愧是鸦片战争后最早踏上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中国现代化之前驱。魏源毕生著述不断 ,作品卷帙浩繁 ,“所著书未刊者尚多 ,已刊者如《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 ,皆风行海内”② 。与魏源同时的张维屏所列举的这三部书 ,正好是最能体现魏源思想且超越时空的畅销书。本文拟按照三部书编著出版的先后顺序分别介绍 ,以探讨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与时俱进…     

宣颖解《庄》方法研究——以《南华经解》为中心

宣颖的《南华经解》是“清人解《庄》中不可多得者”。在解《庄》时,宣颖主要运用了两大方法：一是以文解《庄》,强调“由文理而及义理”的注解方法,力图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庄子》的基本宗旨;另一种方法是强调以儒为宗,通过融会儒、释、道,揭示《庄子》的思想内涵。     

爱读＂闲书＂的毛伢子

毛主席的小名叫毛伢子,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开始读书。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从《三字经》、《百家姓》等浅显的读物开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逐步深入。“四书”、“五经”等书,他都读过,甚至包括《左传》。正是因为《左传》这部书,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等以“诗、书、礼、乐”并言,《六德》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言,不仅印证了《左传》等记载的可信性,亦印证了《书》经历了一个由以类相随向特指概念转化的历程,相关出土文献的写成时代恰处在这一转化的关键点上。《缁衣》等以篇名而不以类概念称说《书》,说明《书》篇命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书》概念的转化及《书》篇命名的普遍化在论证孔、孟编次过《书》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雷雨》的“误读”

曹禺的《雷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古希腊“命运悲剧”式的爱美剧作,但它却被用于职业演出,面对广大未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普通的中国戏剧观众。“错位的对接”自然导致极大的“误读”,但从中正充分展现出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心理。曹禺准确把握住了“误读”的实质,并自觉尊重、适应之,以中国观众戏剧审美心理为基础,创造出《日出》等一部部“本土化”的佳作,使话剧这种完全自西方泊来的艺术最终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正是“误读”造就了杰出的剧作与剧作家,指明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方向。     

周贻白学术理路与长编体制探析——以《中国戏剧史长编》清代文献为中心

周贻白是当代学术史上公认的戏曲史大家。他继承了湖湘学人"扎硬寨、打死仗"的优秀传统,字里行间透露出宏阔的学术骨力与雄心。一生七易其稿,终成代表作《中国戏剧史长编》。前人多已言及其对"戏曲"与"戏剧"辨析之功,从他对清代文献尤其是皮黄部分的使用而言,《中国戏剧史长编》具有视野宏阔、搜罗广泛、考辨精审、重视场上与民间的文献使用特色,尤其是搜集了大量濒临散佚的皮黄文献,居功至伟。此外,周贻白所未见的戏剧史材料尚待增补与考辨,以缀沧海遗珠。     

《日出》中金八与《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父亲形象塑造比较研究

通过解读两位“幕后人物”的艺术典型———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著名悲剧《日出》中的金八和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喜剧杰作《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父亲,领略“幕后人物”的风采神韵。     

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世纪考察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考察古代小说创作、流传的特定视角,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研究成就显著,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总结与探讨。本文从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水浒传》命名、《金瓶梅》命名、《红楼梦》命名、元明清其他小说命名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评述,并在文献统计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觅捡散落的“珍珠”——青海目连戏抢救、保护管见

收藏于青海省民和县麻地沟的《目连宝卷》是我国目前惟一一部首尾保存齐全的目连戏剧本,被专家誉为“中国古老戏剧活化石”。文化部专家组曾对其作出如此评价:青海民和现有的《目连宝卷》戏剧剧本在我国戏剧史上属前所未有,目连戏在黄河以北是青海独有。这一评价说明了青海目连戏在我国戏剧史上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流失,《目连宝卷》散佚,独具特色的青海目连戏消亡的危险日益加大。抢救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刻不容缓。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论金圣叹的戏剧叙事理论的民族特色

本文以金圣叹评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为例,通过和西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进行比较,概括了金圣叹的戏剧叙事理论的民族特色：金圣叹的戏剧叙事理论受到儒佛之学、史传文学和八股文的影响。金圣叹从作家创作时谋篇布局的技巧和作品内部结构的“势能”两方面剖析了戏剧发展的动力。金圣叹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独具个性的分析了戏剧的各种结构关系。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     

洪兴祖《九歌》补注的阐释成就

对《楚辞补注·九歌》的阐释成就具体考察，可以更为切实地理解洪兴祖的楚辞阐释。洪兴祖利用了“补注”的形式，注意对文本背景知识的考察，尤其是在地理、名物等方面的考证，以考据为名发挥己见。洪兴祖之“集大成”,不仅表现在对各家说法的汇总，更在于对已有的阐释思路的接受与发展。洪兴祖较前人注家拥有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并对字音研究有所贡献。     

发奋读书的竺可桢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从小就养成了好学的习惯。他3岁时就能识字,还会背诵好多唐诗。后来,父亲把他送进镇上的敬义小学读书,不到两年时间,《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之类的读本,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这样,他又找同学和乡邻借些其他书籍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