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者边缘化地位形成原因探讨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译者地位低下是不争的事实,要确立译者的恰当地位必须对译者边缘化地位形成原因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国译者由于翻译学科的从属地位、译者社会文化地位低下、译作文学价值被否定以及译者贬低自身地位等原因,使得他们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     

论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对翻译活动中的译者、读者、译本等要素存在诸多影响,只有在翻译活动中消除或弱化这些影响,才能提高翻译质量。     

“文化转向”视阈下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带来了解放的福音,使译者有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译者的历史意识、译者的文化意识以及译者的读者意识都指向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说明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容忽视的,而体现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和谐统一的译者主体性才是译者应有的定位。     

论译者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析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本文以民初文化语境为视角,从译者的意识形态出发,结合周瘦鹃的翻译实践说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翻译实践活动的。     

译者身份嬗变

运用翻译文化研究派、翻译中叙事重构和韦努迪的译者隐身论等理论,对译者的身份嬗变和身份定位研究表明,译者文化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则从传统译论中的＂隐身人＂＂、奴仆＂＂、模仿者＂、＂舌人＂和＂传声筒＂成为了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和＂吞噬者＂。     

文化转型语境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大多停留在语言层面,很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与译者主体的互动作用。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家应起到积极、创造性的能动作用,认为译者与原作者处于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relation of symbiosis)之中;译者并不透明的翻译不仅使原作超越时空的局限,具有后续的生命(continued life)和来世(afterlife),而且译者具有在改变原文本的同时进而改变世界的力量。①本文旨在从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语境的角度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意图、理解策略和翻译策略,揭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本文通过对翻译的预处理过程和后处理过程的分析,阐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提出了主体意识在翻译活动中要正确、适度地发挥的观点。     

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

人类的个体行为必然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他人导向性的明显特征,这一特征必然对译者个体的文化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行为。从关注他人、"大我优先"和关系中心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能够深化对译者在文化翻译活动中心理特征的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他人导向性特征,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尤其关注他人、关注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但是,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影响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     

主体性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探究

翻译必定是语言的诠释和重构，语言重构必然导致原文的信息嬗变。这种变化既由于不同语言的自身特点所致，又和译者的思维和遣词造句的风格以及文化身份紧密相联。尽管传统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作用，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所以，译者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同时，译者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必然受到所属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他们的文化身份对于翻译作品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明确译者的文化身份可以让译作更好地传递出原文中承裁的文化内涵．     

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学翻译是翻译中一个主要的门类和研究方向。许许多多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就文学翻译的性质、标准、方法、技巧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然而 ,在涉及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时 ,却谈的很少。我们知道 ,翻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语言层面 ;另一层面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活动层面。我们在研究翻译时 ,通常注重的是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驾驭能力 ,却很少把译者的心理活动纳入他们的研究视角。本文是以普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为理论依据 ,从译者的心理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 ,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分析 ,从而揭示其中的规律 ,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后殖民视域:文化翻译与译者的定位

在后殖民语境下,文化译者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惑:一方面,译者在文化翻译中如果只诉诸本土策略,则有悖于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架桥目的;另一方面,译者往往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成为他者发出异质声音的传声筒.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视域出发,探讨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翻译的诸多表征和译者定位的艰巨性及复杂性.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译者与翻译文化身份

本文将从译者与限定的外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译者与重塑外国文学的本土文化身份这两方面探讨译者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关系和这种文化身份对目的语社会的影响。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决定了外国文本的本土文化身份     

社会网络分析视阈下的应用翻译译者主导及改善措施

应用翻译具有不同于文学翻译的鲜明特点,容易导致译者主导。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用来从结构、资源、规范和动态四个维度对应用翻译网络中译者主导的形成进行形象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中平衡理论的相互性原则和传递性原则来对整个应用翻译网络进行改善,以监控译者的活动并促进著、译、读者之间的沟通协调,从而共同提高应用翻译中信息传递的质量和效率。     

译者媒介素养和文化救赎之途

媒介文化可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译者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承担着引进外来文化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双重责任,因此,提高译者的媒介素养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传播学和翻译学理论基础上,从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信息等媒介素养的四个要素探讨了提高译者媒介素养的途径,并指出了提高译者媒介素养对正确传播外来文化和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意义。     

井上红梅误读《孔乙己》的现象分析——兼论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早译为日文的鲁迅作品,日本多位知名译者皆曾翻译过这部小说。文章选取井上红梅的译本,将其与原著详细核对,发现井上多处误读原著,导致译本出现误译漏译等问题。文章以井上译本为例,通过分析这些误读现象,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译者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翻译尺度的掌控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地传达出作品的风格与意义,又不能过度诠释,将译者自己意志强加读者,只有把握好翻译的尺度,才能避免失误,保证翻译质量。     

“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时刻坚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缘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改造和重建。在译介过程中,因"中间物"意识而直接诱发了译者意识的重现,使得译者可以能动地掌控翻译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鲁迅本人通过译作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     

唐诗英译适应选择的语篇视点研究——《望岳》两译本例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处在一个中心地位,并且起着主导的作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Innes Herdan和吴钧陶的《望岳》两译本(唐诗英译)语篇视点(语言视点、文化视点和交际视点)转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他们实质上进行的都是一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都发挥了各自的创生能力,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选择的累计结果。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华典籍英译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通过翻译把中华典籍及其经典文化介绍给世界,对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由于中西语言存在着较大差异,外国人学习汉语面临着实际困难等现实,要想有效地传播中华典籍,译者应该借助英语这种世界语言。译者在中华典籍英译时应该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倾向,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典籍翻译切实起到宣传介绍典籍和文化传播的作用。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