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建设的立法推进——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进作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立法则是法律运行过程的起点。文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从家庭伦理道德、社会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权利、义务的立法诉求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归纳分析了西方立法与中国立法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异同,从而体现立法对道德建设的推进作用。     

论当下中国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

文章从立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平等权与自由权的规范与保护是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体现;二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与恢复是道德建设的有力推进;三是对诚信原则的规定与倡导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信念支撑;四是对家庭、邻里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弘扬是道德建设的落脚点。从而构成对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论法治中的道德因素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本文在对中外有关主要理论观点加以综述之后 ,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 ,论述了法治中存在一定道德因素的必然性 ,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主要环节方面分析了道德因素的存在样式和效能     

对转型时期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规范法律化是目前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我们主张道德立法,把法治意识融浓于道德伦理之中,在调节人们的道德行为过程中,做到德法相济,威信并行。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行政立法科学性的范畴与维度

“法治中国”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治理模式,而是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等体制创新所应遵循的最优总体原则与理想目标。作为“法治中国”的重要构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依托依法行政这个中心环节。行政机关依法创制的各类法律规范是其依法行政不可或缺的法律资源,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机关立法功能不足的缺陷。然而,行政立法应如何达成科学性则是法治建构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当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行政立法的政治基础、法律要素与道德要求的考量,科学性可以作合法性、规范性、合意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五个维度的解读与诠释。     

环境伦理:环境法治的价值理念

环境伦理学将原来仅限于人与人之间才有的道德关系扩展到自然界,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实现了伦理观的新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了环境立法。这种转变了的伦理价值观逐渐成为人类环境立法的重要理念基础,也是环境法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前提和精神支撑。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建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法律思考——以网络安全文化为视角

信息网络运行系统频遭破坏导致有价值信息屡被窃取,是当前网络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在网络安全文化框架下,通过加强网络技术立法与安全管理行政立法,建立规范网络安全服务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完善网络安全法律责任制度,培养网络用户安全理念,发挥道德在法治中的作用,建立应对威胁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     

道德建设法制化问题探析

道德建设法制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文章提出了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根本途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道德立法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道德法制化的宣传和教育,加大执法力度.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法律意识作用的道德保障

法治精神要件的法律意识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要担负起为法治进程展现其品格、风貌和灵魂的时代使命,就需要得到道德的保障,表现在:为法律意识作用的创制良法提供道德保障,为法律意识作用的执法活动提供道德保障,为法律意识作用的守法作用提供道德保障。     

当代道德法律化的若干误区评判

道德规范法律化(以下称道德立法)是我国现阶段法律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当前理论界众多的学者对其在法治实践中折射出来的价值内涵以及运作方式,进行了殚精竭虑的考古与思辨,其间虽然观点林总,但众多的探索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的樊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和追求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已日见端倪。本文拟对转轨时期道德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认识误区予以评判,以期能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服务。一、道德的法律强制误区评判道德的法律化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以道德为基础,将道德中的基本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但在…     

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浅析儿童道德的形成与培养

在皮亚杰时期,关于儿童道德形成问题观点不一.精神分析学派认为道德是儿童内心固有的良知良能的展开或内心固有的道德种子的成熟.皮亚杰则认为道德的发展与认知和情感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在儿童道德形成问题上这两种观念相互起作用.儿童内心固有的良知良能、皮亚杰所说的情感对于儿童道德的形成是缺一不可的.在儿童道德感的培养上,笔者认为音乐作为一种独特情感作用不可忽略.     

“德法兼修”理念下高校法治人才 培养机制的逻辑进路

“德法兼修”理念是高校法学教育落实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立德树人高校使命的应有之意,其对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学教育的“德法兼修”与社会治理的“德法兼治”具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新时代的法治人才既要从内心信仰法治,成为法治文明的接棒人,又要勇于投身法治实践,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践行者。只有在法律条文中适度兼顾道德精神,才能充分体现法治的温度和道德旨归。面对当前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传统教育模式应用局限、跨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有待完善等现实困境,高校应依照“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的总体思路,以专业知识带动思政价值理念,并最终落脚于法治实践,实现知识育人、铸魂育人、实践育人的有机融合,在“德法兼修”的价值引领下构建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公民道德培育与法治社会实现的探析

道德和法律都是有目的、有价值的理念 ,它们以不同的途径和效能作用于社会 ,而不同的社会所对应的道德和法律也不相同。伦理社会对应的是臣民道德 ,法治社会对应的则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是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 ,法治社会是公民道德信念得以确立的土壤和必要的制度环境     

略论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从目前法治践行状况来看,不容乐观,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的法治观念淡漠。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它对法治社会的生成和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要从立法、司法、教育、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培育中国法治观念,促使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与道德的自律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 ,社会道德发生剧烈的嬗变 ,传统的道德受到冲击 ,法制不健全 ,使道德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依靠法律对道德的强制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 )成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的最重要途径。但法律本身在发挥其制约作用的同时 ,也并非万能。本文从法律的产生、立法、执法的局限性及法律与道德的各自所长 ,分析道德的重建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作保障 ,也需要道德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为基础 ,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优势互补 ,双管齐下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水准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