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仍重 减负尚需努力

最近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健就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他认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减轻农民负担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统一。有的地方认为，现在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了，干群关系大大改善了，基层的矛盾不那么突出了，出现了松劲麻痹的思想；     

认真履行监控职责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近年来,江苏省建湖县蒋营镇经管站在控减农民负担工作中,认真履行监控职责,切实强化监控措施,保证了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落实到位,全镇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几年来合同内农民负担乡村都控制在5%以内,合同外“三乱”现象得     

细事细治：网格化管理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E镇的考察

在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网格化管理作为一项新时期推进城乡基层社会善治的政策工具，契合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诸多问题复合叠加的现实需求，折射出国家重建基层治理秩序，夯实乡村治理基础的意志。在E镇的实践中，党建引领是将网格化管理嵌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核心议题，以无缝隙管理的方式重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在调节日常矛盾、化解拆迁纠纷、受理信访举报、加强环境治理等方面有效糅合村民服务需求和乡村治理创新要素，将基层治理回应能力调适到与治理现代化需求大体一致的平衡状态，实现了乡村不同治理事务的精细管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党建与文明实践的同频共振——广东省博罗县的实践与启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基层党建与文明实践紧密结合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文明实践中心只有在各级党组织的引领下，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潮，才能开创基层文明实践的新局面。广东省博罗县积极探索基层党建与文明实践的同频共振，以夯实乡村产业为根基，以文化振兴为引领，以乡村善治为保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迪。     

“减负店”:农村减负的新尝试

农民负担,一直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如何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是新时期乡村工作应该努力探讨的课题。湖南省攸县沙陵陂乡侯市村别出心裁办了一家“减负店”,对减轻农民负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一、“减负店”的减负新招侯市村地处攸县中部平原,资源相对缺乏,既无山...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述评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中央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时机成熟、措施得力,从而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从源头上遏制了农村的“三乱”现象。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展开,尤其是“无税费”时代的到来,农村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空壳化”现象严重,基层政府的组织能力下降,而且在某些地区农民负担亦有反弹的迹象。笔者通过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基本政策历程和正反两方面效果的论述,以期给税费改革政策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在"钉子户"与"特困户"之间——重新理解税费改革

从1990年中央发出<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开始,农民负担问题正式重新进入了国家政治和乡村治理领域,此后,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主导整个1990年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关键因素,甚至直接决定了新世纪初期的一系列重大涉农政策的出台.     

当前农民最关心的八个问题

减轻负担。党中央、国务院已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并先后出台多项法令法规，且规定了限额。但广大农民最关心的是基层政府能否真正贯彻落实。二、增加收入。近几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农民的收入不仅未增反而下降，农村和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农民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巨灾下乡村基层领导力研究

研究领导力问题应当与具体的外部情景和组织环境相结合。通过分析四川省绵阳市9个受灾县238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或乡镇长)的访谈资料发现,由于存在巨灾情景和乡镇制度环境双重因素的挑战,乡村基层对汶川地震应急响应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村基层干部的领导力;构建了包括感知能力、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决策能力在内的乡村基层应对巨灾的领导力模型,提出加强乡村基层领导力建设是中国广大乡村,特别是中西部乡村地区,巨灾应急准备的一项重要措施。     

多元整合：工作组在基层治理中的运行逻辑——基于D市F区邻避事件的田野调查

工作组机制是我国党政工作中的一种工作制度,在开展群众工作和提升基层治理方面工作组发挥较大作用。近年来,所发生的邻避事件引发了基层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工作组及时介入邻避事件开展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下沉到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普通群众、协同多项工作机制与落实乡村示范政策。工作组实践背后的运行逻辑分别是通过政治整合重塑政治信任与认同,通过行政整合重建纵横治理结构,通过资源整合重聚人、财、物力,最终实现化解邻避冲突,赢得群众支持和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效能。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减轻农民负担三项制度推出

据最近在青岛召开的全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三项制度建设座谈会上获悉,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农业部、监察部向全国推出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三项制度已由点到面逐步推开     

农民负担不公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农民负担不公是客观存在的。负担的不公平是导致部分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农民负担不公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农民收入存在地区性不均衡、多主体平均值与单个主体绝对值不均衡、农民收入统计、计提与实际不均衡。由此而引发诸多负面效应。解决农民负担不公必须建立健全农民人均纯收入抽样调查样本；按村计提、乡统筹、村提留的原则组织各种提留；推进税制改革，实现课税公平合理；对乡村公共投资实行谁受益谁负担，受益大则多负担，受益少则少负担。     

浅谈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及对策

近几年来 ,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其原因主要有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负增长、部分乡村干部思想路线不端正和政策观念淡薄涉及农民负担法制不健全等。其对策是提高对减轻农民负担的认识、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加强监督查处     

我国中部农村农民负担现状及治理

近年来我国中部农村全面推行的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的税费改革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农民负担问题还很严重。据此,在对中部农村农民负担现状作一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农村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减负政策,认真查处农负案件,实行问责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目标考核制度;三是加强对涉农价格公示制的管理;四是进一步加强对村级"一事一议"收费的规范管理;五是加快配套措施改革,减轻乡、村两级经费压力;六是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乡村债务;七是探索农民负担监管新机制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自治

乡村自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乡村自治的实践提高了人民的自治能力,尽管在实行过程中也客观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它的施行为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案例研究：公共财政视野下农民负担新变化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我们也看到，在公共财政视野下，农民负担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文章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的调查，解剖了不同类型的村集体农民负担的新形式和具体表现，揭示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出了重新理解农民负担内涵、建立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的建议。     

当前农民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一、减轻负担。党中央、国务院已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并先后出台多项法令法规,且规定了限额。但广大农民最关心的是基层政府能否真正贯彻落实。二、增加收入。近几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农民的收入不仅未增反而下降,农村和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农民     

农村税费改革提高农业税率政策的不合理因素

江苏省于2001年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这项改革的直接效果是明显地减轻了农民负担,据泰州市调查统计,改革后的农民合同内负担减幅达30.36%。但是,农村税费改革是以提高农业税率为前提,将改革前的乡村提留统筹等项收费纳入到农业税     

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州省M县S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抓党建促振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种可行路径。通过对贵州省M县S村的案例考察发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可能,原因在于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基层治理模式转型以及新时期农村党的建设新要求。基层党建嵌入之所以能够优化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基层党建通过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治理基础,通过行动嵌入乡村治理优化了治理方式,通过职能嵌入乡村治理重塑了治理属性;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能够有为,重点在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能够在组织结构、治理目标上实现耦合,并形成互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