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和社会历史基础

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易于引发误解.这一概念有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这一过程以特定的社会历史变迁为基础:本真意义的市民社会变为君主集权制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再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不同的社会历史基础决定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这说明,不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做出过突出贡献。通过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两个描绘资本主义不同时期图景的独特概念引入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讨论,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其理论本身也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     

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的透析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是逻辑学概念而不是具体学科概念,是服从于他的哲学主题即精神运动的。只有从逻辑学领域内辨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再联系到具体相关的学科,才能正确理解黑格尔的政治历史思想。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

“市民社会”是西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概念,并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在马、恩著作中也经常被使用。近年来,这个概念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概念①,用以解说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进程②。本文旨在理清“市民社会”概念的来源以及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利于进一步的探讨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思想史上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 ,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 ,他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及其基本原则的阐释 ,以及对市民社会与家庭、国家关系的分析 ,不仅树起了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而且“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     

市民社会“三个层级”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三个不同层级。市民社会“三个层级”的理论规定具有科学的概念分析价值,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伸展和明确表述,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弥补了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各自理论的缺陷,具有多方面理论意义。     

现实王国与伦理世界——浅析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两种分析

以“从激进到保守”来解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前后分析似乎不妥。对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所采取的不同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采取的是跟随意识的各个形态、观看一般的意识如何逐步走向科学的方式;在《法哲学原理》中则采取的是科学的、概念式、体系式的思想的方式。按照第一种方式,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种异化的“教化的现实王国”。按照第二种方式则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绝对精神的显现,因此它是“以概念的方式”将市民社会把握为伦理世界。     

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古老概念以新的含义,他用市民社会概念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中,作为自由意志实体化的个人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个体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自由让渡的权利;个体的存在以自我利益的满足为目的,他们主要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个体间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秩序主要通过司法和中介组织来协调和维持。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翻新”、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实践的唯心主义

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那种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践的意识”(社会权力),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其中,“唯心主义”一词表示这类国家颠倒了公共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它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实践的”一词则表示借以进行剥削的手段是暴力实践。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它来揭示作为上层建筑首领的国家的本质。     

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     

查尔斯·泰勒的现代市民社会模式评析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流行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些根源为近代以来的反专制主义学说以两种不同的路径（源自于洛克的L-流和孟德斯鸠的M-流）所继承和发展,并且为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进路。在泰勒看来,鉴于两种进路都有可能演化为市民社会的消失、自由的丧失与专制政治的复现,因而应将二者融为一体,在融汇中克服各自缺陷,以建构能够真正保障自由的现代市民社会,即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市民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通过分析现当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揭示了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各家学说,总结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刻渊源和紧密联系,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市民社会是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日本的市民社会是从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本文阐述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且从武士和町人的双重主体结构以及“藩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探讨日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揭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黑格尔 “ 市民社会” 理论之奥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需要-劳动”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司法的普遍性公正、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而不能放任和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