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先秦儒家的《诗经》观

略评先秦儒家的《诗经》观吴贤哲《诗经》产生以后，因其应用范围的宽广，遂成为贵族学习的教材之一。当时贵族统治者们对待《诗经》的态度有三：一是“赋诗言志”，即贵族统治者们在外交或政治活动的宴会上点一首《诗经》中的诗请乐工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这首诗中的个别...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不学诗 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 ,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 ,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 :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 ,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 ,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 ,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论《左传》中的晋人赋诗

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外交往来中盛行赋诗言志。晋国涌现了一批赋诗的能手,他们在赋诗中知礼但也表现出了僭礼行为。与它国相比,晋人的赋诗很大气,往往用天下共主的霸气与各诸侯国交流。与此同时,在晋人参加的赋诗场合中,各国对晋国多颂美奉承之辞,而晋人应对娴雅得体,与其所受之诗相谐和。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士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可称之为“文化士”,以区别于宗法上的士。文化士懂诗达礼,以诗交际,赋诗和引诗彰显了士之诗性文化空间。礼是诗性智慧的大背景,对周天子的虔敬是诗性伦理的来源。士的诗性特质对士形象的确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上。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建筑艺术创作情感表达

古人赋诗以言志,借词以抒情.本文所提出的建筑观念当中,正在试图趋向于这种手段与情感.建筑是人类自古以来具有的一种营造活动,而在整个活动当中充满了人的意识.无不体现着建筑师对情感与个性的表达.而建筑本身作为一种使用工具,在其被使用的过程中,随着漫漫时间,不自觉的承载起人们对它的情感,也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古代诗的批评形态片论

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关于诗的批评,而是以诗的艺术形式出现的批评。由此进行的探讨,也并非这种批评在思想内容上的估价,而在于它们理论形态上的贡献和特点,以资对古代文学批评形态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 大概再没有比古代中国更看重诗了。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李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周秦时代,诗就贯穿在古人的哲学观念里,渗透在先民的行为方式中。既有献诗陈志的,又有赋诗言志的;既有教诗明志的,也有作诗言志的。诗,构通着上与下的信息,调解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可以抒发自己的意志、情感,一方面又可以采来观照民风,引来酬酢社交,“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礼记·仲尼燕居》)以诗乐歌相语,大概是最为文质彬彬的社交方式。看来,汉民族对诗早就有着极其透彻、机智的灵     

从用《诗》看孔孟诗教

《诗》在先秦得到广泛的应用与传播。春秋时期,赋诗之风兴盛。进入战国,诸侯争霸,周王室丧失了天下宗主的地位,朝聘、盟会等活动不得不终止,"赋诗之风"这种文化现象失去了发挥原有作用的社会条件,用诗之风在诸子尤其是在儒家著书立说中得以继续。本文将从用《诗》的角度分析孟子对孔子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