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语言并非文学的全部,这一观念使文学和图像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而"语-图"关系则是其中的关键."一体"、"分体"与"合体"是语图关系的三大历史体态;与此相应,"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是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包含并可能引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命题.特别是"语象"和"图像"的关系,作为语图之间的"统觉共享",当是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的平台.只有这些深入的学理分析,而不是止于情绪表达和表态,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困惑才有可能自然释解.     

图绘《红楼梦》及其"语-图"互文

"语-图"互文现象在古代的绘本小说中表现突出,图像可以内化为思维语言,语言也可以建构图像。"语-图"互文在绘图本《红楼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图像的出现使语言表达的情节更加生动形象,人物性格更加突出;二、图像与语言的互文可以使观者加深对原著人物性格的理解;三、图像与语言的共同点是场景的运用,场面描写更容易贴近原作,图像也在此时更能够与语言互释。     

言意之辨与魏晋南北朝语图符号的越界会通

“言意之辨”在哲学层面肯定了“象”的表意功能.受此思潮影响,在文艺实践中,“象”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演变,图像符号创造“象”的方式也受到人们重视,人们力求以自然物象、内心意象为摹写的对象而表现主观情意,文学语言在摹写物象、心象中借鉴图像符号的造“象”方式,出现了创作实践中语言符号对图像符合的参照;同时,图像符号也在创作中模仿文学语言的表现模式,语图符号越过传统表现的界线,形成了在语图一体、语图分体、语图合体等多种关系文本中的会通关系.     

借代辞格的图像学生成及其现代实践——兼及视觉辞格谱系构建之设想

作为图像修辞程式化的意义生产装置,视觉借代的审美生成缘于其架设于两个图像文本的"间性"关系,它既可以以"植入"性结构来实现图像文本的跨场域叙事,也可凭依对图像文本的"置换"性改造赋予其新的叙事意指与审美性征。借代性视觉辞格的现代实践一方面归因于图像符号所指的"浮动"性以及"图—图"之间的互文关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技术媒介、"求真"化的审美理念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逻辑规约,由之生成的辞格范式不仅抵近图像修辞学中的深层修辞结构,对参照传统语言修辞进行视觉辞格谱系的构建以及推动当下图像修辞研究的纵深化衍进也有一定的启发。     

“乐—图”互文与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向度

技术媒介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符号的文本化实践,也创构了“乐—图”互文的叙事新形态。罗兰·巴特对“图—文”关系的修辞定位为“乐—图”互文提供了身份参照,艺术史上乐、图共谋性的审美实践与知识生产为现代意义上的“乐—图”关系提供了经验形态。依据符号表意比重的差异,“图主乐从”与“乐主图从”成为“乐—图”互文实践的两种主要文本结构,其中两种符号释义指向的关联程度决定了这一结构模式的修辞属性。而“乐—图”互文对图像叙事感性特征的强化、视觉信息的弥合、图像符号的时空承接与转化以及预述机制的架构则代表了这一修辞意指的显性表征,它在佐证这一互文样式修辞身份的同时,对技术媒介治下当代艺术的释义实践同样不无启发。     

宣物莫大于言 存形莫善于画——“语－图”互文语境中的洛神形象

文学（语词）与绘画（图像）是把握古代文化中洛神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洛神形象从远古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中走来，并且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释、演绎甚至赋意，“赋自诗出”与“诗自赋出”反映出文学洛神形象塑造的基本取向。洛神形象还常常体现在绘画、插图等艺术世界中，“辞所不到，图绘之”成为图像洛神的价值追求。而实现“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式的“语－图”互文并最终走向“语－图”弥合，才是洛神形象的最完美展现。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这两个“具体的文本”之间即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其“互文性”具体体现在成长、性爱和死亡等方面。     

中国古典诗歌互文修辞结构研究

互文性理论和修辞结构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形式和意义研究不同,能揭示说者(作者)、听者(读者)、说什么、如何说之间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类型有字互文、词语互文、句子互文、用典、体裁互文、仿拟等。互文的修辞结构关系有背景关系、并加关系、附加关系等。互文的修辞结构是文本与互文本的深层语义关系,是作者的意图的反映。其实质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互文的修辞结构研究证明了传统性与独创性是文学的两个重要的维度。优秀的作品既有独创,又有借用和影响,是传统性与独创性的完美结合。互文性理论是一种方法论。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