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共生互补＂

从各民族共生空间、经济共生态、政治共生态、文化共生态这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共生＂思想,提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倡导＂共生互补＂理念,并作为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前瞻性理论话语.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以贵州省兴义市S街道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社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空间场域延展的实践形态,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时代命题的现实阐释。现代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和细化为民族互嵌的再造及重释提供了场域空间,由于民族互嵌社区具有公共性、聚合性和互动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立体化嵌套结构,催生出精准互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愿景”:理论层面,要深刻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目标向度、方法向度、内容向度;实践层面,要精准识别民族互嵌社区的场域情境,以智能技术描绘民族互嵌过程的“全景图”和“晴雨表”,通过社区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提升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效能。     

民族文化的生态性与文化生态失衡——以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为例

文化生态环境的提出借用了自然科学概念,目的在于强调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及如何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生存,改善并优化民族文化的生存质量,促进并发挥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民族文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与其生存发展空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当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影响时,其生存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制约.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失衡可能性的特点.目前,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折射出的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需深度挖掘,这些生存智慧对于我们今天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种种困境,探寻天、地、人的和谐之音仍将具有积极的启示.     

环境伦理的转变及其展现的应用伦理学本质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的基本理论形态和解决方案,然而二者都有无法避免的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伦理发生了转向：科学向度上表现为生态学,哲学向度上表现为环境道德哲学,伦理类型上表现为环境美德伦理,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可持续发展,社会教育上表现为环境伦理教育。环境伦理的转变突出显示了应用伦理学的本质：充分体现出应用伦理学的＂哲学＂根源、＂伦理＂本质、＂应用＂特性和＂实践＂本性。     

节日文化空间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

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凉山彝族火把节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高,其参与主体、主要内容、节日仪式、文化内涵诸维度发生改变,节日文化空间逐步扩大,从彝族的传统文化习俗演变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区域性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媒介,同时被赋予新时代民族团结、文化认同的内涵。     

论民族生态伦理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关系

民族生态伦理学试图探讨特定族群共同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民族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民族生态伦理观是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少数民族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从环境与社会互动、环境问题、环境行为3个视角进行综述.对于经验研究发展的综述,涉及环境公平问题、环境运动与环境意识问题、水问题、海洋环境问题、草原问题、沙尘暴与生态移民问题等多个方面.在总结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人-人＂到＂人-环境-人＂的转变、由＂影响因素＂向＂交换资本＂的拓展、由生存层面到生活层面的区分等研究展望.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不断凸显,并对国家政治共同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族际关系治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及民族国家制度根基的牢靠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秉承＂国家主义＂价值取向,遵循＂求同存异＂的向度原则,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     

英汉"上下"空间隐喻的认知对比研究

从认知和发生学的角度分析,英汉＂上下＂源域具有两个意象图式：一个是物理的＂垂直性和平面性＂;另一个是心理的＂上褒下贬＂。这是构成英汉＂上下＂空间隐喻的认知依据。英汉＂上下＂空间隐喻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其原因在于两民族的心理文化,两种语言的构词能力、构词方式等方面。     

近现代多重语境下的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怒族民歌“哦得得”及民族舞“达比亚”为例

民歌与民族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立法与结构,它规范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伴随着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各种形式"保护"措施的实施,云南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得得"和"达比亚"从原生环境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表演者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再生产",让原始艺术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不断杂糅,使得新的艺术形式再生之后进入了"后民族艺术"时代。在现代以市场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中,以怒族为例的各民族艺术存在于近现代多重语境中,当前这种环境导致了对民族艺术形态进行了"再生产",重构了当下民族艺术的生存状态——艺术变迁。     

主权国家的生态道德: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被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后,全球环境依然加速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各个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极为缺乏把全人类的共同环境利益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生态道德。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形成生态道德,克服国家形态上的伦理利己主义,国际环境正义也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将遭受严重阻碍。因此,每一个主权国家能否确立生态道德,就成为人类能否有效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论新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与定位

因我国传统城镇化的盲目发展,农村人居环境＂千村一貌＂现象日益严重,＂美丽风光＂渐行渐远。文章提出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推广生态住区,尊重人文地脉,应用乡土化设计;并在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大方向下＂求同存异、协调发展、保持特色＂,力求构建和谐＂宜居＂新农村人居环境,实现新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     

生态产业集群的建立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研究

产业集群具有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优势和系统合力,通过协同效应显现出的竞争优势,日益受到重视,很多地区都将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高度。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已引起各方的强烈关注,也向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在长吉图一体化产业集群的培育、建立和发展中要注意保护好生态环境。建立生态产业集群,对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意义重大。     

“生态系统服务”与“环境服务”法律概念辨析

在国际与各国的法律文件中,生态系统服务与环境服务两个概念内涵存在混淆。事实上,生态系统服务概念与生态系统利益、生态服务概念内涵相同,但是与环境服务概念内涵不同,不能交替使用。建议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概念,并将其纳入环境服务属概念下作为一个种概念。     

理念与实证:环境法制的生态驱动

生态文明的提出和发展为环境法理念的更新提出了新的命题。生态理念与生态文明相契合,反映了我国环境法制的需要,体现了环境法的特点,是环境法调整环境行为的基本理念。在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区域公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环境法,正是生态理念在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中的体现和落实。     

建设性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审美化

人居环境是人的生存家园的基本载体。人与环境作为两大要素,其和谐关系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运作机理。建设性人居环境是以人的自然性生存结构为基础,以生态化、艺术审美化为参照,直视人的未来性优存的人居环境。生态化和审美化的融合方式实际也是归复绿色的构合方式,这体现出人居环境的优化原则。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链接途径研究

本文对历史上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当前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的掣肘作用,找出了实现生态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关键因素,最后提出了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对接、生态系统与开发方式的对接以及保护与建设并行等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链接途径。     

环境友好型社会三重和谐论

环境友好,表征着构成环境各因素与基本条件的和谐一致、共生同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从生态、国内与国际三重视阈进行。在生态环境上,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注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在国内环境上,注重以人为本,化解矛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环境上,注重博采众长、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凤凰古城的景观生态内涵刍议

依据景观生态系统理论 ,运用生态元原理来研究凤凰古城生态网络体系中子系统和各变系之间复杂有序的生态关系。通过对自然环境生态元、人工环境生态元、人文环境生态元三个各具功能、相互联系、分工有序的基本功能单元进行分析 ,对凤凰古城的环境和现状进行了景观生态评价 ,概括了凤凰古城的区位优势、人文内涵和民族特色 ,提出了景观生态结构的整体性、依存性、协调性等原则和生态规划及建设建议     

乡村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特征及再生设计研究 ——以湘南地区为例

家畜空间作为乡村人居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环境的村容村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了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构建乡村生态文明,文章基于家畜空间的基本类型特征与再生设计的基本原则,对湘南地区的家畜空间与人居建筑的空间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出家畜空间的集群式和散点式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湘南地区家畜空间再生设计的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考虑其人性化因素,即装饰材料生态化,空间布局人性化以及使用功能多样化,实现了废弃家畜空间的功能再生、形式再生,促进了乡村废弃建筑的重生和乡村经济新增长。最终对乡村生态文明,特别是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