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

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旧中国的一个都市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间的近10年,是它的“全盛时期”.“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壮大,鸳鸯蝴蝶派逐渐走向衰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流派便完全从文坛上消失了.鸳蝴派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比其他体裁作品略胜一筹.其小说内容极为驳杂,大致可分为言情、社会、武侠、神怪、侦探、军事、历史、黑幕、宫闱、娼门、滑稽、民间等类别.其中言情小说最为重要.民国初年,鸳蝴派小说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此.2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仍占据主要位置.本文便试图探讨一下早期鸳蝴派(偶尔也兼及非鸳蝴派)言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因为这一问题至今还少有人讨论.而要研究鸳蝴派的兴起,似乎又不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鸳蝴派小说是一种在民初共和语境下的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革命与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爱乌托邦在共和时代具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一种将情爱乌托邦付诸实践的诉求。爱情在鸳蝴派小说中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意味,是作为精神信仰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鸳蝴派小说代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生存方式,它在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差异与张力有关。     

欲的伸张与宣泄——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研读之一

在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中,与对爱情作纯化虚幻描写相对的是对欲的描写,这欲是赤裸裸的情欲、肉欲、色欲、性欲。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对“欲”的描写,成为一个热点、焦点和卖点,既有对古代近代市民文学的继承,更具有这个世纪的本色。早期鸳蝴派言情大师们大都将“情”与“欲”完全对立起来;海派作家更多地是从生存意义上来理解人性的,来理解人的性本能的,在现代的意义上为性、色作辩;从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市民文学,爱情成为禁区,也就不可能有性爱描写;八十年代,性的描写还以爱的包装、爱的寓言的形式来呈现,九十年代,文学创作中性的姿态更为突出,性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言说姿态。     

苍凉的沉落——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转型与作家心态

哀伤构成了以徐枕亚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鸳蝴派小说的情感基调,这渗透着作家对现实的失望与对革命的悼亡。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新的题材、形式的鸳蝴派创作,开始显示出家国意识的式微与现代市民世俗意识的渐兴,而徐枕亚等老派鸳蝴作家在这种语境中却呈现出焦虑与矛盾的心态。徐枕亚等人与包天笑、周瘦鹃的创作呈现出鸳蝴派自身的历时性嬗变,其中嵌透着传统文人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不断调适与最终的悲壮沉落。     

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1949年革命胜利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残存",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其"流风余韵"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1949年后机关报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平、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1952～1955年,鸳蝴作家沉寂无言,一片凋零。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鼓励知识分子"鸣"放"。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不过,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     

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

新女性的先锋性在晚清小说中以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呈现,清末小说中指称的新女性,多数含有贬义,内含的评价是一种道德批判,并有着明显的男性视角特征.但这些"新女性"是近代最早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女性.虽然她们的行动未必适当合度,但却用肉身冲击着陈腐的礼教,为女性走向个人解放做了最初的尝试.此后鸳蝴小说是以对"新女性"的否定,重拾旧女德,开始新一轮的言情.而五四文学又通过对鸳蝴小说的清算,去除了清末"新女性"的狭邪和颓废气息,重塑进步的知识女性的理想形象,重新为新女性正名,从而树立起更为成熟的现代女性形象.     

民初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背后的潜流与漩涡

研究者大都将民初鸳蝴派哀情小说的风靡归结为与新文学趋同的反封建题旨,并在该层面迎合了市民的阅读心理,这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实际上,哀惨的故事与婚姻不自由的题旨嵌入了作家们对革命的悼亡和对现实的失望,并通过小说中病态意象的添加与"革命+恋爱"模式的设置呈现出来,构建起了民初鸳蝴派小说中的哭悼氛围。鸳蝴派作家以这种不被看重的文学样式确曾留下了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中国表情"。     

“形式”的修辞性：《金色笔记》的文学修辞批评

《金色笔记》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从文学修辞批评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在宏观修辞层面上,“多声部”并存对主人公心理意识的分化,是从历史的高度在社会层面把一种特殊的性别结构拆解开,放置于政治、情感、文化等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强化了文本的意识形态修辞效果：在微观修辞层面,不同的叙事模式架构起了一个层次复杂的故事,叙事空间中人称变换、叙事视点自由切换促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叙事时间上的混乱对社会事件的共性呈现。与多样文体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造就了艺术内在的张力,在文本里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空间。     

北宋雅俗交融背景下笔记特征论略

北宋社会处在“雅”“俗”两种文化比并交锋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给笔记在北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笔记文体一方面与儒家礼教的宣传相合,记载了大量军国政要大事,另一方面又增添了许多谐谑趣闻和政治笑话,颇富世俗意味。这种“雅俗平衡”的叙事策略使笔记文体在北宋得以成熟繁盛,并成为后世笔记文体的范本。     

《诗》“二南”考论

“二南”的得名与南国相关 ,它的创作时间发生在西周初年。“二南”集中地反映了上古以婚礼为主的风俗 ,这些风俗是上古礼制的重要来源。通过强调主观情志 ,虚化叙事成分 ,“二南”逐步形成了叙事言情的抒情风格。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