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人口分布变动研究

人口分布是指人口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于一定地理空间的集散状态,受多种因素影响。自然环境要素是人口分布的客现基础,但决定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力布局。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人口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社会经济环境与自然环境均发生较大变化,灾区人口分布格局变动不可避免。本文以汶川地震灾区10个极重灾区县为例,在系统分析灾前人口分布格局基础上,指出“耕地等农地资源灭失毁损、避灾搬迁、产业布局调整与升级、城镇体系空间重构、生态保护与修复”是影响灾后人口分布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提出灾区“人口总量基本不变,而城乡人口分布格局发生调整,并形成以县内分布调整变动为主、跨县人口分布调整为辅”的变动态势。     

甘肃省民勤县人口空间分析初步研究

利用2001年民勤县分乡人口统计资料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人口密度、人口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对民勤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探讨和论证,并对民勤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民勤县99.7%的人口分布在民勤县不足20%的绿洲区内,区内人口密度达到全县平均人口密度的6.7倍;发现民勤县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并为民勤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     

西汉时期匈奴人口数量变化蠡测

西汉时期,正是汉民族确立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时代。当时中国境内有很多少数民族,其中匈奴族是最活跃的少数民族之一。西汉初年,以长城为界,汉朝和匈奴形成了南北并峙的两大政权。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人口在110万~130万之间;老上单于至军臣单于中期,匈奴人口达到了鼎盛时期,由130万增长到150万以上;汉武帝到汉宣帝年间匈奴人口有60万左右,不超过80万;西汉末年恢复到西汉初年的110万左右。     

西汉人口试探

<正> 西汉的人口,由于史料缺乏,历来很少有人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近几年来,始见几篇较为具体考证的文章,取得不小成果,如袁祖光的《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葛剑雄的《西汉人口考》等。读后很受启发,但在具体史料的选择、运用以及计算方法方面,还不尽一致,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运用数理统计的有关原则,试对西汉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几个时期、几个方面的人口数字,做初步探讨。     

银川平原人口空间分布研究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宁夏银川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在特殊的地域差异性和政策等因素的驱动下,银川平原的人口空间再分布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为揭示这些新的特征和规律,为银川平原的人口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文章通过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人口空间分布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得出银川平原的人口分布特征。同时,通过对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关系进行比较,探讨银川平原人口分布的合理性。结果表明:银川平原人口重心向东北向移动时,人口不均衡指数降低,人口即趋于均衡;向西南向移动,人口不均衡指数升高,人口趋于集中分布。除此之外,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在东西向上逐渐分异,但在南北方向上大体一致。     

1912-1948年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及原因研究

本文利用民国北京人口统计档案资料对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做出动态分析。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分布不均衡、密度大及人口性别比高。北京内外城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远大于四郊,各区人口密度相差悬殊,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增长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特点及差异性变化。北京内城外围各区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均大于中心区域;外城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大于边缘区域,但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增长却慢于边缘区域;东郊区、南郊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大于西郊区及北郊区。总体上北京各区人口密度增长表现为内城快于外城,外城快于四郊。北京城郊区人口分布格局并非静止不变,内城人口密度呈现出由低于到最终高于外城的变动,外城人口数量也呈现出由少于到最终多于四郊的变动。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北京城市居住格局的改变、公共机构的建立、城市商业消费中心的北移及外来人口的聚集等。民国北京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因此人口性别比一直较高。北京男女人口城郊区分布不平衡,外城人口性别比最高,内城次之,四郊最低。民国北京人口性别比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以未婚男性青壮年居多,大量过剩未婚男性人口成为婚姻市场中的被挤压对象,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     

中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与模式研究——基于1953—2020年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大流动、大融居时代背景下，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也给全面深化认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规律提出了新要求。基于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通过计算群内接触指数、人口区位熵、人口再分布指数等指标，从人口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地区偏好、动态变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及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各民族人口群内接触指数呈下降态势，族际接触互嵌程度强化、分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人口空间扩散地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地区偏好具有距离邻近与经济吸引的双重效应特征；各民族人口再分布仍然保持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处重要调整期。基于此，文章认为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再构为当前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忽视了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族际差异性，忽略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对非传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关注明显不够。未来应从动态差异视角出发全面认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从民族互嵌高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从民族工作需求出发从容应对我国民族人口格局变迁与...     

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分布时空格局演变分析(1990—2010)CSSCI

用统计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了1990—2010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的时序变化、空间分布变化以及分布格局。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城镇人口比重直线上升,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略低于汉族人口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人口分布不均,差异明显;城乡人口高度集中:民族分布形态单一。云南边境沿线的人口格局总体上反映了边境县(市)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城经济发展、区住条件等空间差异的显著相关性。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进一步梳理和总结。本文根据2005-2020年各省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迁移网络与人口集聚度进一步细化研究主题的空间尺度并明确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本文基于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新古典微观迁移理论与新空间经济学等构建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理论框架,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实证角度验证经济与地方品质因素对东北三省流出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强度由北向南递减,区域内人口流动围绕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呈现“一轴”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区域外人口流出空间格局由“块状聚集”向“多点化聚集”转变,一级中心城市分布于京津地区,二级中心城市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深圳市,三级中心城市广泛分布于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与成都市、郑州市、西安市等中西部省会城市;密集区平均以7.76%的城市面积集聚了80.59%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东部沿海城市基本被均值区以及密集区覆盖,中部地区的密集区呈现“点状分布”的格局,西部地区基本被稀疏区覆盖,其中深圳市、天津市、上海市与厦门市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集聚度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城市;由...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和范围持续不断扩大,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依然保持了每年新增超过1000万人的快速增长。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主导特征是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城市群。但是近10年来,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使流动人口分布呈现出从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分散、从超大和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趋势。近年来北方流动人口增长快于南方。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占比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省内县际流动逐渐成为主导模式。人口流动由受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转变,公共服务机会和环境宜居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为未来推动市民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市民化政策需要解决落户“供给方”(城市)和落户“需求方”(流动人口)的空间错配问题。应从精准识别流动人口的群体和空间差异入手,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和政策工具。     

十六国暑期的河西人口

史书中关于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人口以西汉最盛、唐代次之、西晋最少的记载是错误的。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已大大超过汉之盛时。但是,在此一百多年间,河西人口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稳定增长的。前凉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统治者的大力经营,河西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势头;在此以后,先是后凉的残暴统治,接着是各霸主间的互相攻伐,使河西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死亡、流失严重,许多人被迁出河西,河西人口出现了停滞和下降的趋势。     

中国县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是人类活动在地球表层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受自然及人文两方面的影响,胡焕庸线成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基线。本文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数据为基础,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定量分析201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分析各级人12密度空间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剖面图可以发现,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密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人口密集区用接近2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接近80％的人口;东南-西北两部分人口比重为93.77：6.23,胡焕庸线仍然是2010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界线。     

干旱区流域人口变迁与人类活动外部性影响——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本文通过塔里木河流域自西汉以来的人口变迁、人类活动踪迹分析,以及对阿瓦提县的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揭示了伴随着流域人口增加、人类活动增强,特别是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加剧,使干旱区流域产生了自然绿洲向人工绿洲转变、水资源分配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的外部性影响。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China,A.D. 2–1953

Chinese population statistics are collated from the tim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D. 2) to 19 5 3, including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households for provinces as well as for China as a whole. Evidence bearing on the definitions of the statistics, methods of compilation,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igures as measures of population size and change, is summarized. An "emended series " of population totals for China proper, A.D. 2 to 1953 is presented, excluding figures which are clearly defective.     

新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测量与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新疆两个主要民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为例,分析了民族口人空间分布的全局和局部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新疆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都有较强的空间内聚性;两个民族人口集中的地区总体呈现互补状态,各有人口密集地区;比邻聚居、成片联结的区位形态都较明显。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集中程度高于汉族人口。汉族人口的聚集区域面积相对小而分散。了解和认识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与货币需求论

从宏观角度去考察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数量及其变化、人口再生产、人口就业、人口移动、人口年龄结构等 ,是如何作用宏观货币需求的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西方侧重微观货币需求方面的研究 ,国内注重货币供给方面的探讨 ,很少有人联系国内人口实际进行研究。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事实 ,具体研究了人口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高原高山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

提出并评述了关于人口分布传统研究的三个衍生问题:空间尺度不同可能产生"人口分布悖论"现象、空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不尽合理、特定空间区域人口分布的复杂性。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川西高原高山区人口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全局Moran's I值为0.7404,指示川西复杂地形区人口分布有十分显著的集群特征。以川西48个县域单元为对象,建立人口密度与相关影响因子的OLS估计、SLM估计和SEM估计,经空间依赖性检验,发现空间计量回归模型明显优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表明考虑了空间依赖性的估计方法能更好的刻画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经相关判别检验,确立SLM为最优模型,其纠正了OLS模型总体上高估自然环境因子而低估经济社会因子对人口密度影响的缺陷。并以SLM估计结果为基础分析了川西人口分布特征,特别解析了川西"人口分布悖论"的事实和原因。     

昌吉地区汉族人口的来源分析

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新疆境内,是新疆回族聚居地。汉族人口在昌吉地区占到75％多。昌吉的汉族历史上是在清时期大量从内地来到此地,主要是通过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形式。而当代的汉族移民方式更加多样化。他们与其它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处,为开发边疆和建设边疆作出巨大贡献。     

彝族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彝族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生育状况以及职业行业情况,进行分性别、分民族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彝族人口规模呈现阶段性增长,总抚养比比较高,人口负担重;受教育程度低,且呈现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从婚姻家庭状况来看,彝族女性更倾向于与汉族通婚,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很严重;从职业上看,彝族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远远落后汉族地区;在未工作人口中,女性料理家务的比例依然较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依然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