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式销售方式探析——基于清末各地官报等史料的分析

清末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有别于传统商人的商人群体,一般我们称之为新式商人.事实上在新式商人发展的过程中,商品销售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模式,诸如拍卖、赛会、各类陈列所和销售所等等,在市场推广方面和宣传方面,清末的新式商业也开始重视报纸、招贴等广告宣传,销售手段呈多样化.文章通过整理和分析清末各地官报等相关史料,力图更真实地反映当时商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的动力机制及地域分异特征

一、引言所谓商帮,是指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或商人集团。它常常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所结成,并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明清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地便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成为激烈商战中一支支劲旅,操纵着     

多层市场模型：用交易费用解释商人和商业的作用

以往的市场分析往往借助于单层市场模型说明价格机制,但它无法解释商人和商业的存在,无法说明市场交易为何经常要以商人为中介。本文通过建立多(双)层市场模型,以交易费用、交易效率概念为基础,说明商人产生的原因及其功能,并分析了多层市场的均衡机制,表明经济人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导致商人的出现及各种交易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说明商人起着降低交易费用(尤其是其中的空间费用和储管费用)、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功能,否定了以往关于商人是非生产阶级的论点。文章最后还简单探讨了网络经济中商人的地位问题。     

跨入近代的门槛——民初中国商人的趋向和特点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契机,中国商人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迈进。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中国商人也没有成为近代商人。本文从投资观念、组织与经营方式、股份制经营的实与虚等方面分析了民初中国商人的趋向和特点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深刻分析这一历史问题,不仅使人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而且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商人文学创作特点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商人阶层也逐渐壮大。他们与文人墨客交往频繁。出于好儒或者谋取利益的目的,有许多商人加入到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并且大量刊刻文学作品。这一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也使明清时期文学创作的形式和精神内容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商人文学创作主要有重视人文和自然、轻利尚义、僭越礼制以及感情细腻等特点,能够深刻反映出明清时期商人乃至社会的精神风貌。     

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浙江一带,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滋生了城市和商业文化,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即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些商人的商业活动、精神特质、生存状态不仅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质,也生动展现了彼时浙江工商业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比起前代文学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中,都已出现了若干正面表现商人的作品,表现了商人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恐惧和梦想;这类作品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增加,其表现范围也比前代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相当多的方面,已开了后代文学的先河。     

商业概念的内涵

<正> 商业的基本内涵是商人及其买卖活动媒介的发达商品流通体系。商业内涵的这个一般规定包括下列基本点。①经营商品买卖的主体(商人或商业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商业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和商业托拉斯等组织形式。商业主体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地位。     

先秦至隋唐河洛商人研究

先秦至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首善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颇具特色。而这一切则 完全得益于商业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商人,是商人在封建时代特殊的抑商环境下,发展了该地区的商 业,繁荣了市场。先秦是河洛地区商人阶层形成和壮大的历史阶段,商人群体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日渐活 跃,经营的地域和商品种类不断扩大。汉唐时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开始插足政治领域,而官员则 从事经商买卖,形成官商合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 行,加速了封建政权的腐朽化,使封建的商业经济沿着畸形化的道路发展。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略论明清儒商经营理念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明清时期,由于儒家文化观的改变以及大量书生从商现象的出现,商人们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开始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与治生之道相结合,形成了儒商经营理念,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商人中一个特有的群体:儒商。本文回顾了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并对儒商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对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实现今天中国市场营销本土化。     

从祁太秧歌看近代晋中地区的民众意识

民众意识、乡土意识之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块方兴未艾的领域。经过长期田野访查 ,以搜集到的近 2 0 0种祁太秧歌剧本为蓝本 ,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晋中地区社会的民众意识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社会民间活动的增多 ,推动了祁太秧歌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走向繁荣 ,如剧目大量涌现 ,演出班社的组建和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秧歌剧本中的婆媳形象是具有乡土象征意义的角色 ,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乡土意识最深入、最基本的伦理纠葛表现 ;在经济发达、商业行为频繁的晋中社会 ,商人家庭更容易上演妻子的婚外恋故事 ,乡土意识中虽没有明显的“抑商”情节 ,但仅仅对财富的占有并不能使商人成为乡土社会中的“精英” ;清代、民国时期 ,烟赌二毒成为晋中社会的恶瘤 ,秧歌戏中的乡民对烟赌表达出深切的痛恨 ;晋中社会仍保存着“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意识 ,但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精英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沦丧。由此可见 ,秧歌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 ,对于分析民众意识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对秧歌的研究 ,体现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向本土化迈进的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研究,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展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     

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以明清为透视点

儒与贾本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职业群体,儒以掌教化为职,贾以获利赚钱为能,即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势必造成两者之间价值趋向方面的差异。中国历史上官商合流长期存在,其中渗透着儒家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明清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分析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广泛交往、国家政权与商业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相互作用的特点,可以探讨儒家传统文化在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关系中的位置。     

刘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描写

刘璋四部才子佳人小说中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经济生活,肯定商人的地位和人格;二是揭露社会矛盾,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三是批判科举黑暗,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     

略论从教师、科研人员到编辑的观念转变

本文主要论述教师、科研人员转岗成为出版社编辑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转变观念:由专攻一门学科的"专才"转变为兼修百科的"通才";由只注重学术研究的"书呆子"转变为兼顾出版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精明人":由闭门钻研、甘于寂寞的科学工作者转变为广交朋友、搜集多方信息的社会工作者:由科学观点的提出者、科学成果的总结者转变为书本价值的评价者、书本质量的保证者.     

论传统司法研究的范式转型

在中国传统司法的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关注问题是,不少学者开始对现有的以西方司法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争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以西方的司法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时,由于各自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相关理论的解释力遭到人们的质疑。本文认为当代传统司法的研究正处于一个范式转型期,随着"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等主张的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将有助于人们发现以往研究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来推进传统司法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也重新考察了"传统司法"这个概念并对其做了新的解读。     

表征危机与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从对“科学大战”的反思谈起

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是科学卫士与建构主义者围绕"科学知识究竟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论点而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展开的论战。前者以"表征"为核心,坚持自然实在论与真理符合论,强调科学的表征本性促进了人类福利的无限增长。但随着科学践履其"为人类谋福祉"价值的频频失败,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标准科学意象开始面临表征危机。社会建构论的兴起直接颠覆了科学表征的客观性,认为真实的科学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论者以一种较为激进的眼光重新审视了科学,发现了科学表征的社会性,以"建构"取代"表征",为敏锐地洞察理解科学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建构主义思潮,但其蕴含的相对主义观念使其容易堕入自反性僵局,而后SSK的实践转向则为建构主义思潮的稳健发展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