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年寿小考

今之研究李贺者,皆以为贺年二十七而卒。恐盖本之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一语。又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亦云贺“年二十七,官卒奉常”,其说似是。然李商隐《李贺小传》则云:“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一种《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它以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底本。附以姚文燮:昌谷集注和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另外根据各本文字做了校勘。此书对于研究李贺的歌诗是一种比较实用的版本。关于李贺的诗,颇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诗人。有人肯定他在诗史上的贡献,也有人认为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其实,李贺的诗自有其独创的艺术成就。他虽不如李、杜、元、白那样享盛名,但在中国诗史上,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典型。     

初唐诗杂考(三十二)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诗系年辨《全唐诗》卷六十二杜审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唐会要》卷七十七“诸使上”载：“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     

《杜甫全集校注》——集大成的一代巨著

<正>2009年,鉴于《杜甫全集校注》是山东大学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必须有始有终地完成,在时任校长徐显明推动下,遂先后提出了"山东大学关于完成《杜甫全集校注》的意见"和"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终审统稿工作方案",重新启动"校注"工作。经山东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确定《杜甫全集校注》后期工作,由"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统一组织,由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承担,张忠纲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此后,《杜甫全集校注》在已有基础上顺利启动。在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并力支持下,项目组诸成员全力以赴,校注工作进展甚速。张忠纲结合近年杜诗研究的新进展,对汇集的初稿逐卷剔厘补订,详加审改。又经五年努力,《杜甫全集校注》终克告竣,《杜甫全集校注》共分诗二十卷,文赋二卷,附录五卷。编撰过程中严格统一体例,统一要求,分工撰写。《杜甫全集校注》采用编年体例,又因杜甫传世之作,以诗为主,故诗、文分编而先诗后文。诗之编年、主要参照注杜全集最晚出本,即清人杨伦《杜诗镜铨》。对《镜铨》编次有异议者,则参伍他本而调整之。     

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戴叔伦《怀李贺》诗质疑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是清人王琦编注的。王琦是清代研究唐诗的专家。他的《李太白集注》,跟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齐名,但《李贺诗歌集注》卷首,选登了戴叔伦《冬日有怀李贺长吉》的诗。据权德舆所作戴叔伦墓碑铭,戴是德宗贞元五年(789)死的,而李贺则是贞元六年(790)生的。这首诗或是伪作,或是所怀李贺长吉另有其人.总之不是诗人李贺。王琦盖误也.     

论杨慎对杜甫的尊崇和追摹

杨慎对李白、杜甫都很钦佩,其思想人格和诗歌创作受李、杜的影响较大,但笔者发现杨慎对杜甫的尊崇和追摹尤甚。文章侧重从杨慎对杜甫的诗评、诗歌创作中的模仿接受和晚年以杜甫自况等方面来说明杨慎与杜甫的独特因缘关系。     

李贺生卒年辨正

李贺生、卒年,正史无记载。后人对李贺生、卒年的记述,主要出现两种年数。第一种,是790年至816年。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李贺年谱》、《辞海》(修订稿),等等。第二种,是791年至817年。见于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礼锡《李长吉评传》,等等。两种不同的李贺生、卒年,均出于同一个依据,就是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作叙年份已写明大和五年,叙文云:“贺死后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注:大和,作“太和”误,钱大昕已辨正,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正作“大和”。)自大和五年上推十五年,即为李贺卒年,再往上推二十七年,即为李贺生年。一个依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生、卒年?原因是,各自采取了足年     

长吉诗注质疑录

李长吉歌诗五卷,历来为人们重视,自宋以来,不断有人为它作校勘、笺注、评论;清王琦总汇前人的研究成果,作《李长吉歌诗汇解》,更是长吉诗注的佼佼者。前人的笺注,对于我们阅读、研究李贺诗,极有帮助;他们披寻搜讨的功绩,不可低估。当然,读李贺歌诗,还有不少疑点,尚待解决,前人的诠释,也有一些未尽、不实之处。笔者因拾掇若干条,作《长吉诗注质疑录》,就教于评论界。     

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李白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现存的唐五代选本,仅三种选李诗,一种选杜诗,且评价不太高,这里有时间、地域等原因,更主要的是认识不到位,这与韩愈等诗人对李、杜的高度评价形成较大反差。宋、元人对李、杜的评价很高,唐诗选本却常常不选二人诗,主要理由是二人全集易得且不宜割裂,这其实是一种尊而不亲的态度。明代唐诗选本普遍重视李、杜诗,不但二人诗在选本中占突出地位,得到最高评价,而且是李、杜并尊,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这一经典化过程,可见经典具有耐读性和累积性,随着时代的进展,李、杜诗的意义愈加凸显,而且光景常新。     

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价值

王庆澜的《和长吉诗》是现存唯一的对于李贺诗歌进行全部唱和的作品。唐代天才诗人李贺的作品,以其瑰奇的风格独树一帜,受到历代读者的广泛喜爱,拟长吉体、和长吉诗,代不乏人,构成了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层面。关于李贺诗歌接受史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已经很多,论述可谓详尽。馆藏王庆澜文集更正了以前研究中对其生平及著述的错误记载,论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自跋》的理论价值并阐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价值,极具学术意义。     

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

清代以来就有人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论诗虽归宗李、杜,……亦是王(维)、孟(浩然)家数”(黄宗羲《张心友诗序》),名为学盛唐,准李(白)、杜(甫),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讽喻、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许印芳《<沧浪诗话>跋》)。这些说法在当代学界中颇有影响,如敏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戏作性质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模仿杜甫《戏为六绝句》，有戏作性质。比较认真规矩的杜甫，以“诗是吾家事”自任，也不时写些此类诗歌，数量不下数十首。在其论诗诗中，也有不少诗歌带有戏作意味，如《解闷十二首》之六即然。所谓戏作主要有自谦与讽刺两种含义，除此之外，应该还有谐趣性、随意性的意思。杜甫之后，其他诗人的论诗诗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戏作性质。如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二，又如李觏《戏题玉台集》，苏轼讽刺唐代徐凝的瀑布诗，题曰《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在论诗诗中，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占有重要的…     

初唐诗杂考（十六）

初唐诗杂考（十六）杨墨秋《送沙门泓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诗非宋之问作《全唐诗》卷五二宋之问名下《送沙门泓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一诗，在《全唐诗》卷五八李峤名下重出，诗题下注：一作宋之问诗。宋诗题中“泓”在李诗中作“弘”。此诗非宋之问作，当为李峤诗。《...     

李贺入蜀为宰考

李贺入蜀为宰考黄震云李贺仕途虽无多繁曲，但一直未能很好理清。尤其他任奉礼郎官的所从来，至今不详。我以为，李贺曾入蜀为宰，然后入京补授奉礼之职。《全唐诗》卷八一四僧无可《送李长吉之任东井》说：“江盘栈转虚，候吏拜行车。家世维城后，官资宰邑初……万里千山...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评价问题

一关于古人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从思想内容上最早肯定李商隐的要推王安石。《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他之推崇杜甫大概是因为杜甫的“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子美画象》)。而他之所以喜爱李商隐,尽管和他认为李的学习杜甫诗律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李的部分诗篇中有着杜甫的具体而微的“沉郁”精神。这从他所欣赏的李诗,可以得到证明,那些诗不是什么《无题》诗,而多属有关忧乱伤时之意和苍凉浑健之音的警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