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海洋”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海洋抑或海上活动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域内从未一致过,尽管其紧张关系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平衡。明清时代,内陆立国的帝制政权出于防卫、社会安全和结构、体制稳定的需要,在海洋政策上采取了保守的国策,但于具体战略上却多有变更,并且时而出现松弛和失控的情形,从而与源于经济、市场动因的地方要求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这种紧张在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特别显著。明中期的倭患突现了明初海禁政策的痼疾,而明后期的弛禁甚乃放任主义主要是迫于来自地方利益的顽韧要求,于是与地方出现了某种调试和交集,从而有利于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楔入开始连为一体的世界市场链条。但清代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在强化法定海上贸易与沿海、近海生产、航行活动的范畴内,有效地限制了海洋的空间,达到了内陆帝国思维内最为理想的格局,但却由于外部世界的骤变,也即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占领,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包括海洋政策在内的帝国体系的崩溃。     

从明清商书看商业知识的传授

明清时期大量商书的刊行,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这一时期商人意识的觉醒和商人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已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职业的商贾教育。就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业知识的传授特点而言,公开刊印的商书多以“行商”知识为主,主要介绍交通路线、各地商品行情、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等内容;“坐贾”方面的商业书,因时常涉及到店家内部的经营秘密或行业窍门,初以抄本为多,刊印本多出现在清后期;而一些涉及本行业技术秘密、针对性较强的商书,主要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业内传授。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传统东方国家职能与法律运行模式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行使,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运作状态,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运行模式.而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是通过其职能行使来体现的,所以国家职能的行使必然要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运行模式.传统东方国家因其行政职能的有限性和以法律为工具为其履行有限职能的专制统治职能服务,导致其法律运行模式的特殊性和法律根本发挥不了其应然的功用,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行政职能与法律的功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与法律功能、国家职能特征与法制模式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家阶级本质和职能理论新探

如何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和职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探讨的重大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的阶级性表现在国家机关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国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这种观点无法与国家追求统治合法性协调一致,而且受到了以下挑战:国家越来越多承担公共管理、服务性职能,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中立性。其实阶级本质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相互作用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总和。国家的阶级本质一方面通过国家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再生产的关系得以体现。国家的职能、运行功能、性质、运行形式,体现了国家和剩余价值生产,生产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系。     

从明清家训家规看儒家伦理的日常生活指向

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通过“孝”的规约化和强制性,以及积极的家族主义、务实的治生之道、贵生养生与明哲保身、约束与禁戒、善恶与因果报应等内容,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从而在家族层面建构了适应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通过家族的繁衍生息实现文化的薪火相传。明清家训家规所反映的儒学世俗化、生活化转向,是对精英儒学的调整与纠偏,是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的一种有益调适,由此推动了儒家伦理从官样教义进入民间生活,实现了儒家“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     

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带动了明清社会风俗的研究,其中尤以16世纪以后社会风气的探讨充分,引出了一系列有关明清社会史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明清风俗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从如下六个方面把握,即作为方法的明清风俗论,以奢侈问题为中心的明清消费研究,全球化与明清风俗论,风俗特性与明清地域研究,职业观与明清风俗论,移风易俗与明清社会变迁。未来的研究,似应在使用新概念、挖掘新史料、处理跨世纪上用力。     

从货币职能看唐代“钱帛兼行”

唐代虽“钱帛兼行”,但钱、帛在执行货币职能时却有着不同的特点。在价值尺度方面,最终发挥价值尺度的是“钱”;在流通领域,表现为钱帛两级体制;在贮藏职能方面,承担贮藏职能的主要是钱,绢帛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作为支付手段,绢帛主要作大数额的货币表示,铜钱则被挤到小额贸易领域;在国际贸易方面,承担世界货币职能的是钱,而且银的地位显著。绢帛在国际贸易中不再是货币,而是重要的商品。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探微

二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关注这一现象并究其原因.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明清学者对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批评、阐发和实践

<史通>从明代中期重新传播以来,明清两代学者在对其进行校勘、注释的同时,也对其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褒贬兼有.同时还对其史学理论、史学主张进行阐发,并有所创新和付诸实践.由此推动了明清时期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从事元明事文学教学的几点体会

本文总结了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部分教学有如下一些做法和体会围绕教学搞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有机贯穿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思路与方法,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能力培养。     

论方术文化对明清小说军师形象的影响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军师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而不容忽视的文学形象。需要把军师作为一种类型人物整体进行研究。小说中的军师在权属、级别等方面,已不同于历史上作为官职的军师,其形象最早可溯源到远古社会的巫师,受方术文化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术士特征。主题学理论的观照,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军师形象,也有助于对同类型人物的深入研究。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创作,一直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抉择,传奇戏曲叙事结构因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状貌。明中期的文人曲家对开放叙事情有独钟,但往往置内敛叙事于不顾。万历年间的文人曲家毫无节制地驰骋自身的知识和才情,力图让传奇戏曲容纳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细腻的主体审美感受,但仍然普遍漠视内敛叙事。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曲家一改前辙,以内敛叙事为主、开放叙事为辅,创构了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精巧的排场结构。而清前期的一些正统文人曲家则热衷于象征叙事结构,成为清中后期传奇戏曲"以文为曲"的先导。文人曲家对内敛叙事的抛弃,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传奇戏曲文体的消解。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明清小说中江南节日的地域色彩与叙事功能

岁时节日以其多样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其中江南节日因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场景。明清小说中的江南节日体现了江南小桥流水、画船相连的水乡特色;诗酒风流与风花雪月的享乐风气和浓厚的商业氛围与较高的消费意识。在叙事功能上,江南节日为小说中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具有特殊情调的环境氛围和叙事场景,通过促成人物性格的变化或作为重要的叙述线索推动了故事的进程。一部分节日也因其节俗的原始意义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     

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

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仓与义仓在稳定社会、赈灾济贫、社会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东南社仓与义仓的设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经济、政治、习俗、道德等方面都与地域社会联系紧密。通过对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分布以及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充实山西地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拓展社仓与义仓研究的新视野,为现实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